命，依景德故事，主持编撰《祥符会计录》。” “此次编著，三司收纳天下十七路之帐籍，共计五万三千五百余册。” “三司千余吏员，历时半年，方才将其整理归纳入册。” “若是全以现钱计之，耗时或恐更久。” “究其原因，盖因绢帛、五谷等物，价无定数，且各地物价不一。” “如绢，开封周边，绢一匹，价1200钱，而蜀地，绢一匹，仅为铜钱500钱左右。” “是故，若税赋皆以现钱计算，考评诸路时，或有失公允。” 三司的难处，赵祯心中有数，这些问题，归根究底，还是因为人才不够，生产力的不足。 但困难是困难，这些却不是三司‘懒政’的借口！ “卿之意，朕悉数以闻。” “然，《书》曰：欲登高者，必自下，欲陟遐者，必自迩。” （要登高，必须从脚下开始，要远行，必须从近处开始） “朕以为，理财之道，不外乎四字，即，量入为出！” “禁军之粮饷，百官之俸给，国事之用度，支出繁杂各异。” “如果不能统一计量标准，又怎知今年进几何，出几何？” “不知进出，又何以执掌邦国大计？” 此问一出，林特和李士衡近乎同时起身，躬身认罚道。 “臣等，惭愧！” 挨打，就要立正！ 官家既然觉得他们错了，他们就是错了。 眼看两人主动请罪，赵祯默默地扫了两人一眼，心底生出了一丝愠怒。 这两位三司使，看来很有原则啊！ 丝毫不像那种贪污成性的佞臣！ 在发问之前，赵祯就想过他们会怎么回答。 在他的预想中，他们，或许会找借口搪塞，或许会道出三司不做总账的原因。 三司为什么不愿意做总账？ 林特说的，是事实。 但，那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内藏库的钱款，除了一部分固定的上供，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三司的盈余。 账若是算得太清楚，左藏库盈余的钱，不就进了内藏库？ 钱进了别人的口袋，再想要回来，腰杆就挺不直了。 另外，也有一部分官员，担心天子得知盈余总数，然后便放纵奢靡。 比如宋真宗。 宋真宗令丁谓编撰《景德会计录》的初衷，就是为了盘算一下家底。 如果家底不够，他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东封西祀’，也不敢修建规模庞大的玉清昭应宫。 然而，林特和李士衡的反应，却出乎了赵祯的预料。 他们宁愿背锅，也不愿意挑破潜规则。 这就是士大夫！ 这就是大宋的文人！ 他们宁可冒着落职的风险，也不敢主动掀开那层盖子。 因为，他们一旦做了，必然会自绝于士大夫群体。 得罪了庞大的士人集团，其后果，可比得罪天子重得多。 此刻，赵祯很想当场下令，直接将这两个老贼移送御史台！ 但他知道，他不能这么做！ 现在，还不是时候。 随后，赵祯将目光投向了刘娥，主动将指挥棒还给了刘娥。 刘娥抬起目光，看着两位躬身的老臣，语气轻柔道。 “两位相公，请起。” 听到这语气，赵祯暗自撇了撇嘴，显然，刘娥大抵不懂其中的弯弯绕绕。 如果她懂的话，肯定不会是这种态度。 其实，刘娥不懂，也正常。 赵祯能站在上帝视角分析，完全是后世无数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赵宋的士大夫敢这么玩，也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他们太好了。 天水一朝，除了太祖、太宗两朝，其后的历代帝王们，几乎很少有赐死士大夫的案例。 不止是刑罚优待，脏私罪的口子也在不断地放开。 太祖、太宗两朝，好歹还做做样子，处置一批犯了脏私罪的官员，到了真宗朝，官员犯了脏私罪，能不能继续录用，全凭天子一言而决。 严格来说，宋真宗是有样学样，他的学习对象是宋太宗。 范仲淹岳父李昌言的哥哥，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李昌龄，就是一个声名在外的贪官。 淳化年间，李昌龄被人举报贪污，太宗不仅没有治他的罪，反而升了他的官，放眼任何时代，这都是天下奇闻！ “臣等，谢娘娘体恤。” 听到刘娥的话，两人顺杆往上爬，施礼后，又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陛下之言，老身觉得甚合情理。” 沉吟片刻，刘娥用商量的语气说道。 “往后，每三到五年编撰一次《会计录》，总计国朝财政收支，以此为定例，可否？” 此话一出，林特当即眼观鼻，鼻观心，化身成为一尊泥塑的雕像。 作为前前任三司使，这个话题，与他无关。 压力，瞬间来到了李士衡身上。 如果可以选的话，李士衡很想立刻晕倒在殿上。 这个问题，太犀利了。 怎么回答都是错！ 不一会，李士衡的后背就沁出了一层冷汗。 他，太难了。 犹豫半晌，李士衡做出了决断。 “禀太后，编修《会计录》牵连甚广，非三司一言而决，臣请太后，召集两府大臣，共议此事。” 最终，李士衡还是决定顶住太后的压力。 “善！” 刘娥这话说的是云淡风轻，但李士衡却察觉到了一丝凉意。 是错觉吗？ —————————————— 注1：宋朝的相公二字，书面上是指宰相，但日常用语中，也可以指代品级较高的大臣，像林特和李士衡，都担任过计相（三司使），直接称呼他们相公，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