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人都说我是她的儿子，还打趣让我叫跛子二爹，他们说一次，我就打他们一次，我打不过，就弄死他们家的鸡鸭，”张余年笑了一下，“他们后来就打我，也让那个男人打我，后来，那个男人就死了，他们也就不敢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了。”
男人死在一个晚上。那天男人喝多了酒，指着张余年破口大骂，又开始骂女人，说她生了一个孽种，女人也是个孽种，都不是好东西。骂完还不解气，男人又找了一根婴儿手臂粗细的棍子，嘴里嚷嚷着：老子打死你个逆种！
张余年跑了，跑出很远，男人追不上，只喘着气，又是骂。
张余年想一直跑下去，但他又能跑到哪里？他在村里的田埂上晃悠一圈，又摸回家，男人已经躺在床上，呼噜震天。
听着呼噜声，张余年找了一根结实的木棒，他承认，拿着木棒站在床前时，他浑身都在抖，但一股劲儿撑着他，撑着他举起棍子，这股劲儿给了他力道，一股打昏男人的力道。
死没死？张余年不知道。他拖着男人一路走，走到河边，甩手把他丢进来河里，那一刻，他既害怕，又喜悦。
男人的死震惊了村子，村长带人把男人捞起来，男人泡得肿胀不堪，青白带灰的肤色泛着河底淤泥的湿臭，坑坑洼洼，有着被鱼虾咬食的痕迹，若不是熟悉的衣物，都没人能认出他来。
村子里人盘问张余年，张余年咬死说不知道，还说男人喝了很多酒，半夜都没回来。报官？那他们村子买卖妇女的事情就藏不住了——他们村几乎一半男人的老婆都是买来的。
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张余年活得更艰难了，也更自由。他能摸鱼抓虾，也学着打猎设陷阱，总之，饿不死他。
他依旧经常去看她，给她送吃的。女人总是对着他傻笑，看着他，叫他余年，余年。所以张余年叫张余年。
但余年是谁？她又是谁？她为什么被拐卖？张余年心里有无数个问题想问她，但女人只是笑，笑完了又哭，嘴里叫着别打了别打了……
不打不打，有我在，没人敢打你。张余年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
又过了两年，女人怀孕了，她更瘦了。一个雪夜，她难产生下一个死婴，跛子嫌她晦气招霉运，把她丢在牛棚里任她自生自灭。
张余年是在第二天清早听说这件事的，他把跛子打了一顿，用被子裹着奄奄一息的女人回了自己家。
他没什么钱，买不到好药，请不起城里的大夫，只得请村里的赤脚医帮忙看，买不起药材，他就上山去采，能采到什么是什么，能采多少是多少，请赤脚医配了方子，熬给女人喝。
女人不笑，也不哭了，只是顺从地喝药，身体却没见好。她瘦得近乎骷髅。
张余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能更加努力地打猎摸鱼，给女人吃好一点。
他那时才十四岁，高高瘦瘦，一身皮晒得溜黑，每天背着背篓下河上山，精神地不行。
但女人一日不如一日了，渐渐的，她下不了床了，一开始只是咳嗽，后面竟咳血了。
女人熬过了那个冬天，却死在了春末。
张余年没有哭，他平静地收拾东西，把女人连同房子，一把火烧了。
离开村子前，他去了跛子家，把他那条好腿打断了。
张余年故作轻松，接着道，“后面她死了，我离开了村子，也不知道怎么了，时来运转？我进了码头做苦力，后面渐渐混到工头，漕主赏识我，让我跟着他做事。”
张余年下手狠，一拳一脚打出了威望，张河便是那时候跟着他混码头的。他讲义气守信用，得了漕主赏识，替他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暗杀对手，灭口仇家，乃至于勾结地方官劫官粮官银……他都做得极其漂亮。
“后面混的好了，也就着手调查当年的事。”张余年喝了一口水，“通过村里的人，我找到当年倒卖人口的贩子，拿到了她的消息。”
张余年顿了顿，语气放轻，“她是举人家的小姐，姓张，名悦卿，她被拐的时候，家里正替她张罗婚事，她的未婚夫是她的青梅竹马，姓肖，名余年。”
原来她当初对着我笑，叫我余年，是想着她的爱人。我找到肖余年时，他已儿女俱全，亦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可谓家庭美满。
张余年拨弄火堆，“我开始收拾当年沾过这例拐卖的人，有三个人跑到了另一个漕主地盘上，我只能求他帮忙，陈望就是被派来帮我的。我约了陈望来接我，顺便一起动手，把那三个人绑上石头沉湖，不料陈望临时起意，想打劫整条船，我不同意，最后……就变成这样。”
张余年口诉的故事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江止刘文也能靠着想象拼凑齐全，二人心中顿时升起一股同情。
“那……女人也太可怜了。”江止不忍。
张余年笑了声。可怜有什么用？
可怜只是无聊且乏味的装饰，或许在别人眼中显得别致，但于可怜者本身，远不及一文钱来得实在。
三人又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许是受伤后容易犯困，江止靠着火堆眯着眼，没一会又昏睡过去。
刘文咳嗽一声，“你也休息会儿？我守着。”
张余年实在困得不行，便不和刘文客套，道了声谢就挨着张河睡了。
刘文把火拢了拢，往里添柴。四周静谧，风也缓了步子，到这时，刘文才彻底卸掉盔甲，露出深深的倦态。
皮肉下的痛翻涌着，如一角潮起潮落、永不消散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