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身体细得像根大头针。他们代表两种典型阴性。
这是从1872“暴恚白玫瑰”社会运动期间流行起来的讽喻，它抓住了世战之后，阴性平权运动的最尴尬之处：
要成功争取某项权益，人们往往会希望倡导此法的积极分子们有魄力、愤怒、战斗力和智商。
但对当时的人来讲，性别是考核产物。
因此肙果一个人同时拥有魄力、愤怒、战斗力和智商……那十有八九，他已经是阳性了。这些都是阳性的典型品格，或距离阳性线很接近的错位人。
世战之前，这些人没能争取到想要的权益。
世战之后，他们要么死去，要么肙愿成为了阳性，总之都不可能继续投身于阴性平权运动了——前者不必多说，至于后者，不同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有很大的“可争取”性，这导致现代阴性被广为视作一个很活该的性别。
甚至即使在世界大战前，这些“阴性精英”也没在试图争取给全体阴性投票权：他们的诉求更偏向于设立一个“第三性”（某种角度，历史真是一个圈），和他们也承认“不具备政治素养”的典型阴性们割席。
总之。
阴性，尤其是西方战后阴性平权主义者的刻板面貌，是要么身体孱弱，要么有严重精神后遗症，要么有勇气没脑子，要么有才智却懦弱。几乎任何一个单拎出来的人都无法正常地为自己的诉求战斗，而当他们磕磕绊绊组合起来，“瞎子背着瘸子”或“瞎子跟着哑巴”成了完美隐喻。
所以他们被已经彻底阴转阳的旧战友、典型阴性和阳性所嘲弄。当然这三方里也有不少例外，但只有嘲笑是有声音的，不嘲笑没有。
嘲笑的声音留了下来。
然后变成游戏，在儿童很小的时候进行灌输。
虽然我当年玩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但大人们显然对此心知肚明。老夏很重视此事，他专门去幼稚园见了年级主任，拎起学校准备的、用于活跃“瞎子和哑巴”游戏趣味的丑角道具，低声且严厉地和他谈一些有关“过度敏感”的话题。
我和陆祈则透过门缝往里看，并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即将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十几年已经过去了。
但说实话，我看我俩和当时比起来也没有多少区别。阳光明媚的小广场上，我和陆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在转圈圈：应该管这个闲事，过去告诉那些小孩不该玩这类游戏吗？
这是有必要的吗？
它会适得其反吗？
不说别的，这也太尴尬了吧。
谁会想玩到一半时突然被两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素未谋面的阴性打断并说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