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前，普通民众可击鼓鸣曲申冤，或向朝廷提建议，或对政策提出异议等等。 宋朝以后，击登闻鼓的条件日趋苛刻，至清朝已形同虚设，并规定击登闻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无端刁民的恶意上访。 自明清以后，律法日益完备，登闻鼓仅代表一种象征…… 果真如此吗？ 不一定。 毕竟，不管是在怎样的朝代，都免不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 有冤情的底层黎庶，必然是不在少数的。 这个时代，民风淳朴，又得益于吴国较为严苛的法制，真正敢于触犯法令的黎庶，或者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官吏，少之又少。 因为吴国的官吏，这个时代的官吏，多是贵族出身，基本上德才兼备。 有才无德，不一定能在吴国出仕。 德才兼备，是吴国举孝廉、茂才、秀才的硬性标准，不会更改…… 不过，为了吴国的黎庶考虑，为了国家的吏治清明考虑，庆忌不得不先一步搬出登闻鼓，以此来让底层的黎庶，都能有申冤辩解的机会。 “大王，臣以为晏子之谏言，善！” 当先表示赞同的，不出意外，正是跟晏婴形同莫逆，交情匪浅的右丞相孔丘。 孔丘手持牙笏，老泪纵横的站了起身，朝着庆忌行礼道：“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取谏之鼓。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帝尧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国之令图，将启纳善之怀于四方之士，乃立进善之旌于五达之衢！” “今大王效法古之帝王，设登闻之鼓，可为大善！” 孔丘与晏婴的交情，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 昔日孔丘跟着落难的鲁昭公一起逃到齐国，被齐侯所看重，准备委以重任。 不过晏婴从旁劝说齐侯，终于使后者放弃了重用孔丘的想法。 文人相轻？ 不一定。 至少孔丘只是对晏婴这样对付自己，颇有微词，却没有放在心上。 等到晏婴入吴，为太保的时候，孔丘与他一起在宫塾教授诸公子学业，一起在稷下学宫开坛讲学，可谓是感情甚笃的同僚。 在恢复礼仪，以德行治国的问题上，晏婴与孔丘，更是想法如出一辙。 晏婴对“礼”很是重视，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统治百姓的工具，可见礼在晏婴心目中的地位。 在这一点上，晏婴与孔丘是很有相似之处的。 众所周知，“仁”是儒家“仁政爱民”的主要学说，也是晏婴当年在齐国施政的中心内容。 另外，晏婴还非常推崇管仲的“欲修改以平时于天”。 所以晏婴与孔丘长久以来的相处，都能相谈甚欢。 对于晏婴的所作所为，孔子更是赞他是“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晏婴的随和大度…… 而今，晏婴虽死，却还是能出于一片公心，向庆忌献上如此的治国之政，怎能不让孔丘感动，为之潸然泪下？ “右丞相所言极是！大王，对于晏子之奏请，臣附议！” “臣附议！” 治粟内史曾点、御史大夫范蠡等群臣，都纷纷站起身，表示赞同。 “善。” 见到公卿大夫们都没有任何的异议，庆忌就微微颔首，决定了在吴国设立“登闻鼓”、“路鼓”的事情。 相传尧舜之时，就有“敢谏之鼓”。 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 在这个时代，包括周王室在内，宋、鲁、卫、郑等中原列国，都悬鼓于路门之外，称“路鼓”。 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黎庶有击鼓声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国君，不得延误。 这“路鼓”就是后来的“登闻鼓”。 而今，庆忌只不过是推动了一下登闻鼓设立的进程…… 进善旌、诽谤木和敢谏之鼓，都代表着古时信访工作的开端。 另外还有肺石、公车…… 肺石，古时设于朝廷门外的赤石。 民有不平，得击石鸣冤，石形如肺，故名。 后演化为冤鼓，或曰鸣冤鼓，或曰喊冤鼓。 庆忌现在只取“登闻鼓”和“路鼓”，并不会繁琐的去设立更多的信访之途径。 “文种！” “臣在！” 被点到名字的左丞相文种，连忙站了起身。 “你负责在宫门口，设立登闻鼓，并督促各地郡县，在府衙之侧，设立‘路鼓’，以让黎庶鸣冤所用！” 庆忌大手一挥道：“凡各类诉讼刑法之事，涉及冤情者，乡里不决，可告之于路鼓，使县令接待，开堂公审，不得怠慢！” “若县一级不可处理，县令可转达郡一级，或自认为有冤情者，可告之于郡一级路鼓鸣冤。” “当地郡守、郡丞必须亲自接待，依法审理。” “若郡一级仍不能处决，当转达于廷尉府。” “或有冤情之民，上告于宫门口，击登闻鼓，廷尉府当依法审理。如若还不能决断……寡人，亲自处理！” “诺！” 文种立即答应下来。 登闻鼓、路鼓的设立，不止是为吴国广开言路，也是在加强庆忌作为吴王的司法权。 大有裨益！ 这可谓是真正有益于民的国之大事。 现在庆忌可是明文规定，凡是有冤情的黎庶上诉，地方的郡守、县令都必须要按照流程来接待，不得怠慢。 谁敢触犯这样的禁令？ 最后一级，普通的升斗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