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 打开一瞧，李元吉就不知道说啥好了。 奏疏的一段，明晃晃的写着一行大字。 《论佛害疏》。 内容就是一一列举的佛出现以后，所产生的所有危害。 萧瑀家那个把自己卖给寺庙的老祖宗再次被拉出来鞭了一回尸。 李元吉不用看末尾都知道这本奏疏是谁写了。 除了太史令傅奕外，没人对佛门这么执着。 自打大唐立国起，他是每年上一封请求灭佛的奏疏，雷打不动。 你说佛门跟他有仇有怨吧，那倒没有。 他出身不低，没过过什么苦日子，一出仕就是前隋汉王杨谅的近臣，杨谅要造反，都得找他问吉凶。 杨谅事败以后，他不仅没被砍头，还被免了罪，调到了扶风任职。 大唐立国以后，他就被征召入京，拜为了太史丞，成为了太史署的二把手，跟当时的太史署一把手庾俭的父亲庾质谈论占侯，稳压其一头，庾俭果断就让位给了他。 而在他任职太史令期间，什么袁天罡啊，李淳风啊，都得乖乖靠边站。 他在天文历法方面，可以说是大唐第一人。 纵观他的履历，跟佛门完全没有交集，更谈不上迫害他，跟他有什么仇怨了。 如果非要说他跟佛门之间有什么恩怨的话，那就是信仰不合。 他信仰的是老庄，而佛门信仰的是释迦摩尼。 而道教在大唐又是国教，作为国教中的领军人物，对其他教派有敌意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李元吉还听到过一个说法，那就是从南北朝开始，佛教盛极一时，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数与日俱增，所侵占的田亩更是数不胜数。 傅奕就是看不惯这种情况，所以在大唐立了道教为国教以后，才屡屡上书请求灭佛。 一开始的时候，傅奕的言论还没有那么激烈，也不提灭佛，只说废除佛教。 上奏了几次不起作用以后，傅奕的言论才变得激烈的许多。 这一点李元吉能够理解。 如果他给谁说事，说个两三次对方也无动于衷的话，那他的言辞也会变得很激烈。 从历史上看，傅奕到最后虽然没有成功的灭掉佛教，但也遏制了佛教的发展势头。 不过，在玄奘去天竺走了一趟后，佛教又重新大兴了起来。 李元吉觉得傅奕生错了什候。 如果生在柴荣在位的时候，那绝对有机会得偿所愿。 可惜他生在了唐初。 生在了这个历史上中原最羸弱的时候，羸弱到不敢跟佛教翻脸。 等到有实力跟佛教翻脸的时候，玄奘又出世了。 虽说大唐和柴周都是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但大唐的底子实在是太薄了，薄到连占据着小半壁江山的柴周也比不过。 大唐的疆域虽然比柴周大，但是大唐的丁口却没有柴周多。 大唐立国之初，丁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户，按照一户五人 算，才七百多万人口。 而且这还是全天下的人口（隐户、逃户不算，柴周时期也有隐户和逃户）。 而柴周建立之初，就有上千万人口，全天下的人口更是多达三千多万。 虽说隋末乱世远没有五代十国的纷乱那么长，但大隋给大唐留下的家底，远远没有大唐给五代十国留下的家底厚。 所以大唐有足够的地盘折腾，但没足够的人口去折腾。 柴周的地盘虽然不大，但有足够的人口去折腾。 如果说大唐初期有柴周初期的人口的话，那大唐敢跟所有势力叫板。 那样的话，傅奕奏请废除佛教，才会得到李渊的回应。 所以，不是李渊不想废除佛教，也不是李渊不想让李家老祖宗的道教一枝独秀，而是大唐初期没有跟佛教翻脸的资本。 因为大唐初期，站在大唐对立面的不只有外敌，还有内贼，还有世家豪门。 如果再跟佛教起争执的话，那大唐就顾不过来了。 而大唐初期，从不缺少敢于造反的内贼。 为了大唐的安定，也为了李氏的统治，李渊必须尽可能的维护着大唐的稳定，而不是四处去树敌，尤其是树佛教这种你不碰它，它也不碰你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