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社会风貌，其实一直都是在不声不响中发生着有趣的变化。 尤其是1983年春节过后，有许多与民生有关的新改变，都是可以和1982年能够明显划分区别开的。 可以说是这一年独有的鲜明标志。 就比如说京城第一家超市在海淀区开业的事儿。 三十年后的人们肯定非常清楚，与传统百货商店相比，超市最大的不同就是商品的陈列和销售方法。 前者把商品摆在柜台上，顾客只能隔着玻璃或橱窗看。 如果看中了，要通过售货员吧东西拿出来，决定购买后向售货员付款。 这叫闭架销售。 而与之相对应，超市采用的是开架销售方式。 商品都摆在货架上，顾客可以在商品区任意穿行，随心选择。 看上什么东西合适，直接放在超市提供的篮子里，到出口处再统一结账。 所以正是因此，当京城出现第一家超市的时候。 像这种商业模式的店铺还不叫“超市”，而是叫做“自选商场”。 仅从名字就能直接体现出这种独特的购物模式来。 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人们还缺乏对这种商业模式的真正了解，最初的经营手法就是简单的照搬国外。 因此这家开创了京城先河的超市只能算是“东施效颦”的产物。 1978年之后，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共和国带着刚刚摆脱禁锢的喜悦，沐浴在新时代的光辉里。 只是尽管社会大体环境在持续不断的好转。 但也并非所有人的日子，都能于第一时间扭转颓势，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因为有句话说的好，全天下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 别忘了，五个手指头还不是一边儿长呢。 人世间总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是背得离谱儿的特例。 明明没做错什么，他们的日子却在酸涩的苦水里越浸越深，一点儿不见好转的迹象。 让人无法不心生同情。 可即便是这样的可怜人，也仍旧不是最糟的情况。 因为比一个可怜人还要凄凉的，是两个这样的可怜人碰到了一起。 而且在这两个可怜人之间，还有着事关生存的根本性利益冲突。 说白了，就像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比惨”段子一样，那才叫造化弄人哪！ 这可不是胡说八道，现实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事儿。 别处不提，就说京城煤市街扇儿胡同2号院的一老一少吧。 他们就属于这样狭路相逢的两个倒霉蛋。 老的叫康术德。 1918年生人，祖籍津门静海。 少年时逃荒来到京城，后以“打小鼓儿”为业。 由于旧时年月里，京城只有两个行业最来财。 一个是吃瓦片的，另一个就是古玩行。 康术德不但在京城娶了媳妇，还买了房子。 实际上这扇儿胡同2号院，他就是房东。 只是时代的更迭，却让人生的方向很难把握。 解放以后，康术德全家都回了老家。 随后经过十几年的沧海桑田，变得只剩下孤身一人。 1979年，老家房子偏偏又因雨坍塌了，康术德就又跑回京城来了。 再见面，院子里这些老房客对康术德都心生同情。 因为就他那穷困潦倒的样子，比起他当年要饭进京的形容也不差什么。 于是在几户房客的说项之下，经由街道和房管部门批准。 康术德就搬进了他原先住过的两间小北房，暂且容身。 由于户口申请有个过程，康术德领的粮本儿是临时性的，每月的油盐酱醋，暂时都得靠邻居们帮衬。 经济来源呢，康术德也只能先靠给运动中改名为“京城中药店”的同仁堂糊纸盒子聊以过活。 这样的处境，对这么一大把岁数的人来说，可怜不可怜？ 可别看他可怜，还有比他更可怜的。 说起来也邪门了，就没有这么巧的。 偏偏就在康老头儿勉强安顿下来不久。 另一位同样有权住这两间小房的主儿，也在1979年冬天，跑回京城来了。 这就是返城知青宁卫民。 说起这小子，更是个苦孩子。 宁卫民是1961年生人，父亲宁长友是大栅栏起重社的三轮车夫。 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因为烟酒无度犯了脑淤血，早早过世了。 宁家实打实，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这幼年丧父的孩子，连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 全是靠他那个在街道缝纫社上班的寡妇妈独自拉扯大的。 至于他们娘儿俩搬到扇儿胡同2号院来，当然是康术德一家搬走之后的事儿。 主要是街道干部们特意照顾，可怜卫民妈寡妇失业的不容易。 觉得她们要是搬到这儿来，上班也就近了。 而搬到此处之后，明明住得好好的，宁家娘儿俩为什么又会让这两间小房空置呢？ 那也只能说命运的捉弄了。 敢情宁卫民初中毕业后，去京郊房山插队。 偏偏1977年，就因为去房山看他，他母亲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撒手人寰。 而宁卫民没有缝纫手艺去接替母亲的工作，直到两年后，才能按政策把户口迁回来。 可宁卫民接茬又是一个没想到。 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