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之东流啊。 那还谈什么宏图大业啊？也别割什么日本韭菜了，只能铩羽而归。 但好就好在事发的时间是晚上，现场并没有人受伤，只有财产损失。 而现在的宁卫民不但有自己的律师，而且早就通过左海佑二郎给名下房产买了各种保险。 将近七十八万円的维修费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了，于他个人而言，经济损失不大。 于是宁卫民再顾不得后怕，也顾不得其他了，赶紧做好一件事。 第二天，一点傲骨没有，去跟受损的物业公司和租户赔礼道歉。 他答应马上排除所有危险可能，并保证不再出现此类事故。 而且除了应有的赔偿，还送了物业公司和租户贵重的礼物。 如此，才成功取得谅解。 然而后面怎么拆除楼顶上那毁损篷房的其余部分，却不是一般的困难。 因为眼下可忒不是时候了。 打个比方，大年三十你要在国内想雇工干活有人愿意来吗？ 这都不是钱的事儿了，宁卫民想请为自己装修的公司帮忙根本没戏。 人家直接就拒绝了，说公司已经放假。 可要是不紧急拆除，拖到新年假期后又不行。 谁知道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故呀？何况警方也不答应啊。 就连律师都提醒宁卫民必须尽快处理周全此事，否则就事儿大了。 最终，宁卫民被逼得有点没辙了。 只能是用重赏把自己书店的两个店员给叫来帮忙了。 再加上谷口主任的好心协助。 以及左海佑二郎作为连带方，责无旁贷的辅助。 他们几个“二把刀”才在一天之内，把天台的篷房残余部分都拆解下来，运进室内去了。 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书店店员的手还划伤了，被送到医院打了破伤风针。 而宁卫民更惨，因为身子骨单薄，冒着风寒干活。 压根就不适应体力工作的他不但笨手笨脚，手臂剐蹭伤不少，而且还受了风寒。 从12月31日晚上十点多，他回到赤坂公寓就感到头疼，身体疼，不舒服。 连打开电视看NHK的红白歌会，边等着庆子的演出，边吃寿喜锅都没味儿。 最初他还以为是累着了，或是冻着了，喝杯家里带来的小酒儿缓缓，洗个热水澡睡一觉就好了。 可事与愿违，也许恰恰就这杯茅台酒喝坏了。 1986年新年的第一天，多好的日子，凌晨两点，他居然发起高烧来了。 吃了自己从国内带来的退烧药和消炎药后，他一直睡到中午也没见好转。 而且还咳嗽，难受的厉害，根本没法出发去京都。 于是想了想，他只好给曲笑打了长途电话。 简单解释了一下自己这边遇到的突发情况。 他就说“目前看，我实在没法出门，只能爽约了。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回国，把我的机票退了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说。” 曲笑听了后当然很担心，当即表示自己也不回了，马上要去买火车票转道东京，好照料宁卫民。 宁卫民听了感动是感动，可很不好意思。 就说让曲笑放心回国。 其实自己没什么，已经吃了药了，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 然而曲笑仍执意前来，争了几句，宁卫民因为实在疲惫，也就不矫情了。 他就说，“你愿意来就来吧。不过我这儿除了药，什么都没有。因为计划要回去，冰箱里的东西都处理掉了，空空如也。辛苦你再买点吃的东西。” 可结果呢，宁卫民才安心睡了没两个小时，就又被电话吵醒。 接起了电话，他才知道事有不巧，曲笑那边居然同样遇到了变故。 就是刚刚，这丫头跟京城家里打长途告知行程有变。 没想到她父亲一听就急了。 电话里告诉曲笑，她妈妈头几天就因病入院了。 说就是因为家里知道她明天就回国，不想她工作中出状况，才一直瞒着。 所以曲笑现在只能先顾家了，东京肯定是来不了了，明天只能如期回国。 这是人之常情啊，宁卫民当然能理解。 不但理解，他还好言相劝。 让小曲千万不要着急，路上注意安全。 回去后安心照顾母亲，不要惦记他这边，更不要担心工作上的事儿。 还说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跟队里领导不好请假，随时可以给他打电。 就这样，在日本东京过的这个元旦的白天。 宁卫民是一个人儿冷冷清清蜷缩着身子，在床上靠睡觉打发的。 可光睡也不行啊，养病需要营养，但偏偏吃饭又成了问题。 别忘了，日本新年就等同于华夏的春节啊。 尤其是1月1日当天下午，大街上冷冷清清，车少人稀。 绝大部分的商店都贴出休假的告示。 宁卫民就连碗热汤面都吃不上，连公寓附近常买东西的那家便利店都歇业了。 身子虚弱的他，是冒着风雪，冒着冷汗，踉踉跄跄走了近一公里的路。 才算找着一家开门的便利店，买了一大袋子的面包、牛奶、三明治和泡面回去。 那想想看吧，这趟出门采购，对病人能有好处吗？ 何况就吃这些东西养病也不适合啊。 这就是纯粹的凑合，说是遭罪都不过分。 所以回去之后，不但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侵袭而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