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与玛利亚的相识，宁卫民才进一步证明了他让餐厅生意破局脱困的设想是正确的。 坦白讲，刚开始的时候，他虽然对认识玛利亚感到很高兴，但还真没对多认识一个陪酒女郎抱有多大期望值。 他只不过是觉得这个帮手得来全不费工夫，能自己找上门来，纯属一个小幸运罢了。 反正多一个人愿意帮忙当饭托就比没有强，聊胜于无嘛。 但是随着彼此之间了解的加深，他很快就发现，原来自己居然捡到宝了。 玛利亚这个烛台俱乐部的头牌女公关可真的不一般。 她一个人的本事几乎就能顶上十个陪酒女郎。 只要愿意，她每天晚饭和宵夜都能带着那种毫不吝惜花个二三十万円吃上一餐豪客过来。 她还替宁卫民介绍了几个烛台的女公关，也一起帮忙来拉客。 这就让银座坛宫每天的营业额一下子多出了至少上百万円。 甚至于宁卫民从玛利亚的身上，还深刻地感受到陪酒女郎这项工作中也蕴藏着为人处世的商业道理，觉得这个女人的身上还有无限的潜力可以挖掘。 至于玛利亚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那得从他们第二天再次见面，一起去银座坛宫吃的第一顿饭说起。 仅仅那一顿饭，就能看出端倪。 八十年代的日本东京，早已经存在不少颇有名气的中华料理饭店了。 但因为都老华侨开办的，实际那些中餐馆经营内容相差不大，卖的都是所谓改良版的日式中餐。 这就导致日本人每次一进中餐厅，往往总是要同样的几道菜。 什么青椒肉丝、麻婆豆腐、韭菜炒猪肝…… 基本上每个饭馆都没有什么真正拿手好菜，菜的名称和内容也无限趋同。 那不用说，银座坛宫在这个年代的东京当然就是标新立异的异类了。 让玛利亚第一次来就开了眼界，大感震惊。 不但对餐厅的装修和摆设大为好奇，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在宁卫民的介绍之下，她也尝试了不少以前没吃过的菜肴。 仅从其赞不绝口的程度来看，就知道完全刷新了她对中餐的认知。 不过很快，宁卫民也同样发现玛利亚身上的蹊跷之处。 她无论对于餐厅的环境还是菜色，兴趣都大大超越了一般顾客的好奇心。 对银座坛宫的一切，她不但刨根问底，询问得格外仔细。 甚至还拿出纸笔认真的记录下来，搞得就像专业记者在进行采访工作一样。 尤其在她开口索要一份菜单和酒单，详细询问一些酒菜细情的时候，更是让宁卫民疑惑不解。 差点都要误会她是同行派来摸底的商业间谍，或是什么人故意针对他派来的暗访记者了。 可实际上呢，这恰恰就是玛利亚能成为烛台头牌女公关的诀窍——敬业。 别看她性格外向开放，好像是个挺大大咧咧的人，可实际上她的身上除了热情奔放，还有远超常人的努力和认真。 否则她也考不上日本的名校早稻田大学不是？ 玛利亚对宁卫民做出的解释是，自己这份陪酒女郎的工作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做。 虽然赚得确实不少，但方方面面都必须得走心，不用心在这一行是做不好的。 比如说，保养方面，健身和美容，当然绝不能落下。 像她每天都要光顾美容院，下午三点做睫毛和指甲，五点做头发，雷打不动。 这期间，她还会看三份经济类的报纸，目的是与自己的顾客更加流畅地沟通。 另外，由于银座俱乐部没有明码标价，所销售的瓶装酒却种类众多。 这些酒有的是香槟，有的是高级红酒，有的是威士忌，有的是干邑，价格从七八万円到几十万円，甚至几百万円的都有。 她不但需要把所有酒水的不同价格牢牢记住，甚至还专门学习过这些酒水的区别，研究过客人喜好。 如此才能够做到根据客人当天的心情，同行的其他客人的多少、身份，给客人推荐合适酒水。 现在她对酒水知识的了解，甚至到了能和经营酒类的客人谈论酒水品鉴的地步。 而用她的话来说，“贵的酒就真的比便宜的酒好喝吗？好喝的标准是什么？没有上限的吗？当然不是！便宜而好喝的酒很多很多，贵的酒之所以贵，是因为品牌潜在价值，影响着人的思维逻辑和衡量标准。所以好喝与价格完全是不同的事情。品牌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欺诈。” 她甚至还能用红酒来做更具体的举例说明。 她告诉宁卫民，说桶装酒的进口价格往往比瓶装进口要便宜，但味道常常会变掉。 据她所知，桶装很容易因为长途运输中湿度温度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红酒的酸化。 有时候买到这种酒的人会误以为是酒商以次充好，但其实只是一些客观条件不足，所造成的失败。 何况相同牌子的红酒，由于年份不同，产酒丹宁的多少、香气的层次，酸度甜度等也都会多少产生一些差异，根本无法做到口味的恒定。 所以说，人的舌头，品鉴能力是有限的。 像一些品酒师的品酒炫技，其实是多少有些夸张成分的表演了。 人们对一种酒质量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品尝者所掌握的数据和信息。 所以以此类推，她同样认为，美食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其实“美味”这个词，不同的环境下会有着不同的感觉。 与其说是舌尖的感觉，不如说是大脑的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