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签合同了。 可结果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居然“难产”了。 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 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 应该说，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也挺靠谱的，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 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 三家工厂规模，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也是全市最好的。 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也很感兴趣，甚至还摆酒迎接，热情款待。 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 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 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 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不涉及进口。 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 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甚至很有些冷淡。 “李处长，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啊。您知道的，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订货量又大。我们勉强承接，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啊。要不，您二位去问问别人……” 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开始自曝其短。 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 “哎呀，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只是个合资公司。李处长，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要不这样好了，局里等两天，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 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还大言不惭要条件。 “我说李处，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啊。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怎么？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也太厚此薄彼了吧？要我们接订单也行，但我们有条件。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 总之，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中间也算顺利，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 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 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 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 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 明明都是钱啊，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 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 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 他可是甲方啊！ 甲方！ 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 这事儿都邪性了都！ 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 就这样，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 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 后来啊，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 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东打听西打听的，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敢情这事，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还真有关系。 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 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就是外资企业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共和国这边所能提供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 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三来一补”合作机制。 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政策的权力，从这种分工合作中，还可以拿走大部分的利润。 而共和国的本土企业也无需承担任何风险，用免费用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只拿劳动力的代工报酬。 不但旱涝保收，还能从外商身上，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技术。 国家同样因此感到满意。 因为外币无法在华夏内地流通，工人发工资都需要转化为人民币，外币就留在了政府的手里。 应该说，这种模式最初实行的时候，职权分明，效果卓著，让合作双方，还有国家都心满意足。 完全就是多赢的局面。 但没多久，问题就来了。 因为当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几乎所有的高级货样样紧缺。 国内的企业要想进口，除了要缴纳高额关税之外，还必须经过外贸部门或者物资局调配。 很快，那些为外商代工的工厂就渐渐发现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窍门。 只要他们每次以外商的名义，或者通过外商进口原料，如果数量比实际生产的需求多一些。 那么多余原料就可以在国内投放，然后被市场一抢而空，换回巨大的利润。 甚至利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