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粤汉铁路，但只有他一个人，实在分身乏术。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多么缺少人才，懂得筑路之人都少得可怜。” 李谕说：“所以要大力兴建教育，才会有更多的詹天佑。” 郑观应道：“帝师所言极是。” 李谕又把他已经看中的那片地以及两所荒废的学堂位置告诉了郑观应，“希望郑大人能够帮忙引见两广总督岑春煊岑大人。” 郑观应说：“帝师放心，我一定会说服岑制台留出足够时间。” 黄飞鸿说：“不要只谈事，此馆饭菜堪称一绝，不仅有广州的煎牛扒，还有洋人的煎牛排，配上洋酒，味道好得很。” 粤菜在口味上的确是相当好，毕竟广东人也会吃嘛~国外大部分中餐馆也是粤菜为主。 没两天，郑观应就来告诉李谕，可以去总督府见两广总督岑春煊。 实际上按照清朝的官制，两广地区最高长官应该是广州将军，地位要比两广总督高。 只不过自从鸦片战争后，八旗军腐朽的战斗力暴露无遗，承载的官方秩序也随之分崩离析，广州将军地位日衰。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完全无法和两广总督相提并论。 郑观应带着李谕和谢煜希进入总督府。 “岑大人好！” 岑春煊看到李谕剪了发却有点不满：“帝师怎么像个洋人？” 郑观应替他圆道：“帝师如今是英吉利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地位超然，为了适应英国皇家学会的要求，以及参与国际科研，自然各方面都要像个洋人。” 岑春煊半信半疑：“不剪发不能做学问？” 李谕搬出来和岑春煊关系很好的李提摩太：“制台一定见过李提摩太主教，就像他那样。” 岑春煊这人对清廷还是非常忠诚的，他一直感念慈禧的“知遇之恩”，于是说道：“你可不是革命党吧？” 广东现在的革命党确实太常见，剪发是个标志性动作。 李谕说：“我只是为了办教育而来，如果我是革命党，怎么还能给皇帝上西学课程。” 岑春煊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毕竟老佛爷都没说什么，他也就不需多过问。 “我听郑大人说，你要一片地办学，这是好事，我自是同意，但这片地未免也太大了吧？” 李谕解释说：“我想要办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学校，这样才能惠及更多百姓，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人才。” 岑春煊说：“需要一百多亩？” 李谕说：“国外的学校有此规模的十分常见，因为办学所用设施较多，并非只是在课堂上读书。” “真是这样？”岑春煊又问。 李谕说：“不信大人可以问这位来自美国的谢女士。” 谢煜希说：“堂上尊敬的大人，的确如此，新式的学堂教授科目很多，也会有体育课程，占地必然大。” “体育？”岑春煊道，“我可犯湖涂了，你到底是办文校还是办武校？” 谢煜希说：“在西式学堂中，学生要进行身体锻炼，如此才能均衡发展。” 岑春煊说：“原来新学堂是这么办的。正好你从美国来，办出来做个表率，本督也好继续推行。” 李谕连忙赞道：“制台大人心系教育，是为利国利民之举。” 岑春煊说：“本督在山西之时也曾办过学，知道利害，但想来如果只办大学堂，而没有新式小学堂，就只能把大学堂当小学堂来教课，不太合适。” 李谕道：“正是有此顾虑，我才要把小学堂规模做得大一些，如此才能提供生源。” 岑春煊说：“既如此，本督也就没理由再拒绝，但你可要记住，如果宣讲革命，我可不会置若罔闻。” 李谕无奈道：“制台大人，并非学习新学就会变成革命党，这是两码事。” 岑春煊说：“如此最好。” 广州现在没有租界，地价要比上海、天津低不少，而且那片位置没怎么开发，每亩仅仅50两。 算起来一共130亩，共6500两，岑春煊这人又不收好处费，所以相当便宜了。 如果是找广州的当地官员，恐怕好处费就是地价的两倍不止。 有了两广总督府的章，后面的事情办起来好说多了，李谕和谢煜希虽并不擅长与官场打交道，但郑观应是当过官的，能够操办这些事情。 李谕也明白关窍，给了郑观应一些银子作为活动经费，好在现在岑春煊反腐力度很大，花不了太多。 郑观应还找来了一人专门协助李谕办理学校相关事宜。 这人叫做丘逢甲，是个着名的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教育家。 当初甲午战败后，一纸《马关条约》不仅赔款，还将宝岛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坚决不接受，在岛上组织力量反抗。 不过没了清廷支持，他们终究寡不敌众，兵败内独。 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内心的愤恨：“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暗然。” 说的就是宰相李鸿章有权能割地。 但实际上李鸿章也是个棋子。 丘逢甲回到广州后开始着力于教育事业，最开始在汕头，今年刚刚来到广州。 岑春煊作为两广总督，敬重他当初保台的事迹，三年后会将他提拔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州府中学堂监督，这是个新职位，实际上就是掌管两广地区的新学堂相关事务。 丘逢甲对李谕相当敬仰，他可是和日本人打过仗的，明白日本的强大，而且也知道日本曾经是个落后国家，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立宪与教育。 立宪这种事就没法说，清廷到灭亡的前一天都下不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