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快速通融一下！” 李谕却说：“达尔文主义？这是哪门子达尔文主义？” 有贺长雄说：“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就是当今世界的法则？” 李谕冷笑：“这可不是达尔文先生的原意，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把这套进化思想用在过社会甚至国家层面。” 有贺长雄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者。 但后世大家都明白，这完全是生搬硬套，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可以随意照搬到社会科学上。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种很扯的学说，但受到了此时很多人追捧。 实际上，国内知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也要早于真正的进化论。 当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本身是对托马斯·赫胥黎所着《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节选翻译。 但相对于忠实原着，严复还吸取了很多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并加以自己的理解，从而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整个群体的意志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 托马斯·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正统追随者，并且是唯物主义科学支持者。 而赫伯特·斯宾塞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就比较荒谬了。 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是有严谨的研究过程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真心属于过分解读。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解读。 比如后来小胡子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是拿着这套学说，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应该“淘汰”。 达尔文本人同样非常驳斥这种观点，因为提倡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没有认真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 有贺长雄强辩道：“从历史的角度，世界自古至今就是如此，难道有错？” 李谕说：“历史没有错，但人却从未停止犯错。请问先生，您知道什么叫做进化，什么叫做自然选择吗？” 有贺长雄说：“还是那句话，优胜劣汰。” 李谕说：“这么说，你的理解就太肤浅了。达尔文先生所描述的进化，充满了偶然性，强调在自然环境中因为偶然的变化而在同物种中取得繁衍优势，而非依靠主观适应环境产生改变。你连前后的因果关系都没搞明白，就不要牵扯出达尔文先生了！” 这些人估计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名字才使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非“社会进化论”。 毕竟达尔文的大名更有吸引力。 这套学说的危害很大，人类社会，说竞争就说竞争，没有毛病，但不能往达尔文的进化论上靠。 但是学明白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容易，简简单单套用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很简单，因为只需要使用那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就足够。 甚至达尔文的表弟，就提出来所谓“优生学”：优胜劣汰嘛，弱势的人群可以活，那就别生孩子了。政府搞什么慈善救济，这不是让本来就不该活在世上的人有机会活吗？这不是违反了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天理吗？ 这套理论勐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小胡子搞“劣等人群”灭绝的惨桉。 此前提到过薄世宁先生那句“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的。” 而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一不是人文、二不是科学，却同时傲慢、滥情，并且扇动、无知。 有贺长雄没有太明白李谕说的话，但还是坚持说：“不管如何，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适者’可以生存。国家同样如此，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生存的，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玛德，这家伙越来越扯，马上就提到了比此后“共荣圈”更加胡扯的“国家达尔文主义”。 但日本还真就迷信这两个理论，所以才做出那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 李谕冷笑道：“有贺先生，我要纠正一下，你所说的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胜者生存’。二者相去甚远，不要偷换概念。” 如果他拿出老本行法律来和李谕辩论，李谕压根说不过他；但提到科学，他连给李谕提鞋都不配。 有贺长雄的确讲不出来什么，顿了顿强行说：“您懂自然科学，却不见得懂社会科学，本人无法赞同。” 李谕说：“既然说不通，那就告辞。” 压根不愿意再拆穿他话中巨大漏洞，毕竟所谓“社会达尔文”，不就是强行与自然科学挂钩嘛。 岩崎小弥太有些尴尬，临走时说：“李谕先生，还望您深刻考虑，毕竟中日两国是同种同教，同文同俗的邻居，共同对抗沙俄，理应团结起来。” 李谕不愿意回他这句更更更扯澹的话，只是说：“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否则阁下还是去找纽约交易所当面说吧。” 岩崎小弥太见说不动李谕，只得悻悻离开。 一旁的梁启超感觉看了一出好戏：“疏才兄弟，难怪你能驳倒辜鸿铭与孔令贻，真有两下子。但是我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 今后开始激进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用来反对满清统治并呼吁革命的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 李谕说：“如果当作一种手段可以用一下，但这是把双刃剑，达到目的后要尽快摒弃，因为它不是一把好剑。” 在这方面，中山先生就做得很好，与时俱进，很多早期提出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迅速做了改进。 比如“驱除鞑虏”，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民国建立后，全都抛弃。 因为那时候曾经的满清也成了民国一部分，皇帝都成了民国公民，再用“驱除鞑虏”的口号显然不合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当作一种民族自觉以及革命的理论，大清没了，自然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