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桂英！” 一旁的吕碧城小声说：“花木兰、穆桂英也挺好啊。” 王廷均再对李谕说：“帝师，您肯定知道，我的妻子非常想去日本，我已经无法阻止，哎，就随她吧！留学也好，观光也罢，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帝师游历过各国，还请您路上多多照料。” 李谕抱拳道：“一定一定！” 王廷均又对服部繁子说：“夫人，您是日本国人，到了日本国，好生帮我照顾，一个女人去往异国他乡，总归是不便，孩子还等着她回来。” 服部繁子笑道：“你要是想去，也可以去。” 王廷均说：“在下公事缠身，哪里脱得开身。” 服部繁子说：“那么你给够盘缠，然后就放一百个心吧。” 服部繁子和秋瑾上了车，王廷均看汽车消失在路口，才叹着气回屋。 到达天津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专门过来送行，一番寒暄后，袁世凯单独叫走了李谕。 他拿出一本密码本说：“今后有事恐怕还会联络帝师，您给我们发密电，可以用这套密码。” 李谕没法拒绝，只能接过来道：“我尽力而为。” 实际上最关键的东西，李谕已经做了，其他的有他没他无所谓，最多指导一些无线电的操作罢了。 李谕翻了翻密码本，又问道：“吴佩孚学员是不是已经去了辽东？” 袁世凯说：“是的，多亏了无线电的帮助，信息传递顺畅了很多。” 李谕担心道：“如果他被俄国人抓住，就不好说了，你看这本密码本，都是中文，明显是北洋的军人。现在朝廷宣布中立，让俄国佬发现咱们暗中帮助日本人，后面会很麻烦。” 袁世凯说：“帝师竟然分析得如此敏锐，平时有关注？” 李谕说：“看看新闻吗，现在所有的报纸都在说这事儿。” 袁世凯问道：“看来瞒不住帝师，实际上，我们的确希望日本人会获胜。” 李谕说：“简直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显而易见。我在制台大人的府上，无意间还看见过好几名日本人。” 其实早在日俄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前，袁世凯就猜到了日俄会开战，在1903年底两次给外务部致电，敦促一定要保持局外中立。 然后他还援引了一些国际公法中有关战争“中立”的内容。 袁世凯是清廷里少有的明白人，这种明白体现在其他朝廷大员只是出于害怕要中立，而袁世凯是看出了日俄以及各国都想要中立，然后可以暗中操作。 袁世凯摘译的国际公法有关“中立”的内容，比如“中立国的领土不得侵犯”“中立国的主权应予保证”等，显然也是满清统治者最迫切的希望。 其实，真正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中立公约，直到1907年才被世界承认。此前的国际公法只是一些通行的原则。 所以清政府的“中立”才显得荒唐。 因为一旦战争在中立国领土上打起来，哪还有中立一说？ 即便二战中的瑞士，战争时期军机也都是一直在边境线巡逻，不可能让参战国的军队真的到自己领土上，不然哪说得清。 袁世凯很清楚，中立的确不仅是清廷想看到的局面，更是列强都想要的局面。 果然，日俄宣战的当天，美国公使就首先表态，尊重清政府的“中立”，紧接着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大使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愿。原因嘛，当然是不希望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一个稳定的清政府，更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至于交战国双方，俄国由于《中俄密约》的问题，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心知肚明清政府不可能帮他们，清廷中立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 比如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立场，他曾经说过：“被逐块瓜分的四亿中国人显然是要咬人的，而我们将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开战，我们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完全不适于作为战场的国家，中国人会帮助日本人。” 日本同样害怕清政府不中立，哪怕是清廷真的站在自己一边，日本也害怕。 因为日本知道，清廷拿不出军队抵抗俄军，只会拖累自己。而且一旦清政府对俄宣战，俄国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从其他地方出兵。 而日本已经倾全国之力，根本没有余力在其他方向抵抗俄军。 从战后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日俄战争结束时，俄国在远东还有数十万大军，但日本已经筋疲力尽，全国所有的陆军13个师团都豁出去了，无力再战。 李谕还是有点担心袁世凯派出去的这些谍报人员，因为吴佩孚根本不是专门谍报出身，很容易暴露。 于是李谕叮嘱道：“制台大人，如果吴学员被俄军劫难，他可以设法联系东北地区的马匪。” 袁世凯讶道：“马匪？” 李谕点点头：“他们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范围要大得多，也更加熟悉地形。” “这我知道，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投靠了日方，是俄军的敌人。以他们的实力，恐怕不是俄军对手。”袁世凯说。 李谕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匪首。” 袁世凯问道：“谁？” 李谕说：“此人叫做张作霖。” 张作霖的人马目前已经接受了“招安”，不过显然他并不是那么听话。 袁世凯对东北的情况大体了解，说道：“张作霖？我知道他，他是个狡猾的、首鼠两端的人。” 李谕说：“狡猾是因为他眼里只有利益，没有立场。” 袁世凯皱了皱眉：“马匪一向不好控制，没有立场的马匪，更没法控制。” 李谕说：“的确不好控制，但利益到位，一切就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