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李谕随着梁敦彦来到了北洋大学堂。 这里早就人满为患，不少学生打出了横幅：“诺贝尔之荣耀今日属于东方之英才”！ 李谕刚走上讲台， 李谕开口说道：“诸位，很荣幸可以再次站在这里。获奖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但我一个人其实仍旧改变不了什么，只有千千万万学子的进步，才是真正值得庆幸的大事。如今，我们已经争取到了将来赴美留学的机会，每年会提供上百名额。美国的高校比之近邻的日本还要优秀，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机会，奋力求学，为己争光便是为国争光！” 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后， 随后梁敦彦又选了几名学生代表提问。 其中一人非常有代表性，他起身先作了自我介绍：“帝师您好，在下刘瑞恒，来自直隶。” 李谕眼睛一亮，这个人他知道。 刘瑞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哈佛的医学博士，对中国近代的公共卫生事业贡献不小，但最有名的还是他在协和医院时作为主刀医生给梁启超做了切除肾脏的手术。 这件事在后世挺有名，一度谣传给梁启超割错了肾。 当时协和的水平其实已经很高，甚至动用了最先进的X光机给梁启超检查。 梁启超是因为尿血进的协和医院治疗，X光机发现梁启超右边肾脏有阴影，对两肾各做检查时又发现右肾排泄物带血，左肾则正常。 医生会诊后认为阴影应该是肿瘤，而从过往经验看肾脏一旦有肿瘤，基本就是恶性，如果任由其发展，会很快危及生命，所以医生建议切除右肾。 但问题就是从此刻出现，术后的病理检查发现并非恶性肿瘤。而且麻烦的是梁启超的尿血症状并没有根除，仍旧反复发作，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痊愈。 所以众多梁启超的追随者就不满了，甚至徐志摩都站出来指责协和医院“腰子切了，病没有割”。 但梁启超还是很大度的，担心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西医在国内传播受阻，于是亲自撰文为协和医院辩护：“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它‘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可梁启超名气太大，对此事的怀疑一直没有消停。直到2006年，协和医院展示了当年的病历，才彻底澄清割错肾的谣言。 并且梁启超死后又进行了病理解剖，最终发现死因是在肺部和左肋之间，并非肾脏。 可以想象得到刘瑞恒那些年承担的压力很大，而且他后来没再做什么手术，在看到国内公共卫生事业更加急迫后，从老本行外科做到了公共卫生方向。 刘瑞恒继续提问道：“帝师，我很想知道，以国内大学之所学，在美利坚国为何种水平？” 李谕说：“贵校建成时间较长，毕业生即便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后与其他学生也没有太大区别。” 北洋大学堂的学生质量目前算得上国内大学里最高的。 只是此时校园比较破旧，毕竟是庚子之乱后刚刚重建。 刘瑞恒说：“就是说，俄国人所提之黄种人智力弱于白种人并不可取。” 李谕说：“那是胡言乱语，不用管！再过一段时间，心理学会将提出相对严格的智力检测方式，到时候便会直观看到人种之间并没有什么智力上的差距。” 刘瑞恒说：“谢帝师打消本人疑惑。” 李谕笑道：“自信还是要建立的，即便贫弱至此。有道是风水轮流转，也该触底反弹了。” 在继续回答了一些提问后，李谕又给他们大体讲了讲在国外的见闻，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的校园生活。 这些东西都是学生们爱听的，立刻像听故事会一样听李谕在上面讲单口相声。 一场演讲慢慢就变成了和学生们的聊天。 李谕喜欢这种形式，其实自己大不了他们几岁。 但这么一来时间就长了，李谕在北洋大学堂待了整整一天。 到了次日，李谕依旧没能乘上前往京城的火车，因为一同回来的张伯苓已经把严范孙叫过来，拉着李谕去看看刚刚进行完第一批招生的学校。 在两位民国教育大佬相助下，天津的教育推进非常快，只不过校舍建设速度比上海那边慢，好在该有的基本有了。 李谕要求有点过高，就算只是毛坯房用作此时的教室，大家已经乐得合不拢嘴。 靠着两位教育大佬以及李谕的名声，学校的招生非常成功，别说天津本地的学生了，甚至有人带着孩子从通州、保定赶过来。 张伯苓在美国转了一圈，不止看了奥运会，也参观了不少美国的中小学，受益匪浅的同时更加信心满满。 李谕还给他带来了一个更好的消息：“我在荷兰时，范德瓦尔斯先生帮助选派了20名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并且都是荷兰的大学毕业生，我准备分散在各地的学堂中。” 张伯苓十分开心：“这可是大好消息！以往我们只能在当地的教会中寻找愿意教课的传教士，可他们往往只在自家的教会学校中，最多偶尔出来上几次课。现在有了正儿八经的外教，对我们的教学实力提升不是一星半点。” 学校要教授的是西学，和符合要求的老师如同凤毛麟角，如今西方的大学生还是有教师资格证的人来当老师，再好不过。 严范孙也笑道：“我们又多了一个金字招牌。” 这一批学生是李谕与他们二人在天津合作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可以当作南开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