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藏丰富资料，却因为书卷太多，不容易刊印，因此在明嘉靖年间只留下一个副本，原本不知何时已经被毁坏殆尽，这样一来这个副本就显得特别珍贵了。 明末清初时，副本存放在“皇史宬”，雍正时期又移存到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典籍库。 及至要编写《四库全书》时，乾隆帝接受了AH学政朱筠的建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现在很少流通很难见到的图书资料，编入《四库全书》中，由此库存的《永乐大典》得以利用。 但是当军机大臣英连派人去库中检查却发现，该书仅剩下9000本，缺了1000多本，经过有关人员会议，此书入库时就有遗失，可能是康熙年间开馆修书的时候，各位编辑从库中借出查阅以后没有交回来，于是乾隆谕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派人前往当年为宫中修书的徐乾学、王鸿绪、高士乾家里查询，同时派人各地购买已经流失到民间的书籍，经过一番折腾，《永乐大典》才集齐了。 为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书，军机大臣兼四库全书总裁刘统勋英廉等人请示，要求将翰林院衛门内迤西的房屋作为校对《永乐大典》的办公室。同时由于《永乐大典》篇幅浩大，头绪纷繁，乾隆决定从翰林院官员中挑选出30名工作人员担任分校，并派军机司员若干人作为提典，专门负责提取图书，典籍厅的官员则负责收回图书。 正当这场工作在顺利而紧张进行时，一起意想不到的《永乐大典》被盗案发生了。当时，纂修官庶吉士黄寿龄被分派辑大典中的散篇《考古质疑》《坦斋通编》二部。白天校阅未能完成，晚上下班时，他将大典原本6册，用包裹布包好随身携带，打算回家连夜校阅。当他赶到米市胡同时突然一阵肚子疼，想必是腹泻作怪，他急忙要求停轿下来，走进厕所里去，等他出来再上轿时突然发现自己带回家的书已不在轿中。有人从轿旁路过时顺手牵羊拿走了。他再四处一看，什么情况都没有，只好连夜上报。 乾隆帝闻知此事，十分生气。他在上谕中说:《永乐大典》是世间所稀有的图书，本来就不允许纂修私自携带回家。况且朝延每天有桌饭，各位吃饱喝足，一心办公，一天的时间，校物下来足够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回家继续用功。军机处二人负起责任来，如果纂修官将书携带出去而不知晓，应有失察之罪，如果纂修官跟他们打过了招呼，二者应以同罪论处。所丢失的图书，叫英廉加紧缉查，不准少ー本。为此，黄寿龄经过刑部的讨论，受到降一级留任、扣罚一年薪的处分。 英廉等人派出各路人马，在京师乃至直隶各地搜求访查，经过一番侦破，此书如石沉大海査无音信，满心焦虑。正在这时事情突然逆转。七月十五日晚上，黄寿龄所丢失的大典6册在御河岸上送到禁军值班处，原书失而复得，英廉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据猜测，这书丢失了一个多月，偷书人拿了书之后肯定跑到书店或纸的店里出售，因为此人知道书是官家的，现在通查很严，自不敢收存。但商人们也看得出来这是官书，也不敢要。小偷怕此书引火烧身，只好黑夜扔于河边，还给官家。 因为有此事的发生，乾隆下論严格图书的登记管理制度，除了每为写书单，造档案外，每天都要检查，再也不许任何人私自携带外出。 幸好当时是夏天，天气热，否则这《永乐大典》恐怕已经被小偷当成燃料烧了，而不是扔到御河里。 从中国首都的建筑布局来看，整座城市分为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皇城外墙涂成红色，墙头上覆盖黄瓦，内城有高大的城墙护卫，如今内城依旧被视为一种作战场所，尽管它已经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市场。 而外城，也就是BJ南郊也用城墙包了起来，因为那里有两座祭天祈谷的圣坛。许多南来北往的客商都会在此駐留，有人把这地界看作各种货物的集散地，琳琅满目的商品销往BJ城各处。这一地界没有严格的军事管制，很快就成为无所事事的有钱人的娱乐场所。前门、鲜鱼口和大栅栏就是城内有钱人消遣的好去处。 提督在京城的居住地在皇城东门外，距离俄罗斯文馆仅一步之遥，离那里不远有三座喇嘛寺，还有著名的景山，山顶上对称排列五座亭子，俯瞰整座紫禁城。 三座喇嘛庙里有一座便是雍和宫，如果说雍和宫真的是传说中粘杆处的办公地点，那么居住在提督家也很容易被监视。 提督家并不大，至少没有公主府或和珅家那么大，考虑到他不可能把尼克和婉宁同时安排在家中，尼克就问提督他要住哪儿？ “我已经考虑到你的难处。”提督说“我在宫廷为女儿谋得一件差事，皇上没有拒绝我的请求，明天我女儿就要进宫去学习宫廷礼仪，你就留在我的身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