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出手。按照最初的承诺，这批言官清流回京之后吏部考核会有优待，并且将得到重用。 实打实的名利赏赐，远比自命清高的酸楚要诱人的多，这下很多意志坚定的保守派理学家，都不由动了投靠沉忆辰的心思，毕竟混官场的怎么也得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道理。 不过伴随清丈全国田亩动作到尾声，加之一条鞭法折银纳税的实行，朝中还是有些士大夫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危机感，看这架势沉忆辰该出下一招了。 果不其然，明良三年九月初六，就在大明秋收在即的时候，沉忆辰宣布了今年秋税纳粮，各地州府不再按照人头税征收，而是摊丁入亩并且更进一步优化，按照田产税的方式征收。 全国田亩分为垦地跟荒地，根据肥沃程度的不同，每亩税收比例定在收成百分之十上下。正常情况下明朝一亩地能收获两石左右的粮食，按照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的计算方式，百分之十就是每亩收田赋两斗。 《明史》里面记载，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用最简单的方式翻译过来，就是明朝官方田赋是每亩五升粮食，仅为沉忆辰标定的四分之一。 单从账面数字上来看，大明还真称得上是轻徭薄赋，休生养息。可为什么看似极低的赋税，明朝百姓却活的如此艰难，以至于中后期基本上处于一种民不聊生的境地中呢？ 原因就在于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明朝官方只规定了正税，可百姓们的负担大头从来都不是正税。除了田赋外，底层农民还得承担地租、徭役，然后还有各路官员往来的摊派，再加上“火耗”，盐税，三饷等等。 实际上大明百姓的税率高达百分之五十，明末江南一代赋税最重时期，单单每亩交给官府的田赋摊派下来就要八斗，足足是沉忆辰规定的四倍！ 这种惊人的苛税，如果再算上地租的话，哪怕风调雨顺大丰收，八成以上的产粮都得交出去。要是稍微碰到一点旱涝不均的灾年，恐怕还得倒欠官府的税收跟地主的田租。 明朝末年西北很多地方，就出现过田税欠到几十年后的场景，直到大明亡了这个税都还没还清…… 沉忆辰制定的一条鞭法，就是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税收给统一下来，每亩田地只需要缴纳两斗田赋即可。并且以后任何官方徭役，不仅不能从百姓这里收钱，还得给征调出工的百姓发钱！ 这点执行上面沉忆辰不太担心，毕竟工部尚书徐有贞是沉党中人，他当初外派治水就参考了自己早年的山东发钱模式。这才效率非凡用数年时间，修好了河南到山东的接近千里河堤。 但是朝堂上终究只有一个徐有贞，沉党门生弟子也远远没有占据官场主流。当摊丁入亩的政策发布之后，天下士绅阶层终于看明白沉忆辰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目标，那就是从自己等人身上征粮纳税！ 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获取一个功名成为人上人，享受士大夫阶层的特权。结果现在沉忆辰一朝废除，读书人跟贩夫走卒是一样的待遇，这如何能忍？ 田产税发布短短数日，朝中官员跟地方豪门望族群情激愤，各种舆论风潮直指沉忆辰独断专行，妄图破坏千百年来的规矩传统。 只不过碍于之前礼部尚书何文渊败的太惨，这次文官集团学聪明了，明白沉忆辰大权独揽加之皇帝在他掌控之中，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再加之朝中沉党风行，八部尚书中有五部旗帜鲜明的支持沉忆辰，单单靠着弹劾很难成事，那么就干脆从地方入手。 毕竟皇权都不下县，各州府全部由当地的豪门望族掌控，你沉忆辰靠着一群只会纸上谈兵的言官清流，以及一个死板迂腐着称的内阁特使杨鸿泽，能挡得住天下悠悠众口？ 于是乎沉忆辰推行田产税的重要试点，也就是内阁特使杨鸿泽驻扎的河南布政司率先起事。当地的士绅望族派出一批读书人，利用明朝百姓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的短板，把田产税给描述成皇帝为西征加收战争税，派出京官来搜刮民脂民膏！ 沉忆辰之前在京师几次政治斗争中，就非常善于利用“势”的力量，换作杨鸿泽这种传统士大夫主导政令实施，很明显身份尊卑这套思维带来的隔阂，让他们很难去深入百姓，别说抢占什么“舆论阵地”。 这种堪称漏洞百出的谣言传播，杨鸿泽跟外派言官清流们得知后不以为意，更不会学习沉忆辰那样深入田间地头解释宣传。结果在有心人的扇动之下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数千百姓围堵杨鸿泽驻扎的布政司衙门，抗议朝廷颁布的田产税并要求废除。 此起彼伏的抗议声穿过府衙，传到了杨鸿泽的耳中，他此刻脸色铁青无比，完全没有想到一项利国利民的良政实施，为何会出现这种场景。 坐在杨鸿泽下方两人，分别是河南布政使钱凡江，以及河南按察使黄伦。 这两人看着杨鸿泽那张阴沉到能滴出水的脸庞，表面上流露出来是一副凝重紧张的神情，实则心里面却在冷笑不已。毕竟身为河南三司的两位最大主官，自然拥有着数量庞大的田庄地亩。 田产税的颁布实施，他们这类地头蛇就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之所以会出现百姓围堵布政司衙门的场景，背后就是地方官员的放纵跟推波助澜。 当然，阴谋不能展露的太过于明显，现在时机差不多已经成熟，布政使钱凡江跟按察使黄伦，打算一个唱红脸，另一个唱白脸，好好演绎一出双黄让杨鸿泽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