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微笑，“那个故事，是我编的。”
他愣了一会，慢慢露出笑容，后来直接大笑起来，“你真棒，我完全信了！”
这天夜里，我被电话铃吵醒。我从卧室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钟表上时间是2点多。接了电话，是弗里德里希。
“你这通电话真的太晚了，又出什么事啦？”
“我要回联队了，告诉你一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清醒，又是一直没睡。
“那也可以明天早上告诉我呀！”
“明天一大早我就走了。”
我清醒了，“是出事了吗？为什么这么早回？”
“也算是吧，今天我回父母家收拾东西，听说一个战友阵亡了。虽然不是同一个小队，但和我也认识。而且，即使没有这件事，我也要回去了。谢谢你些天一直在帮我，让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没有真正帮到忙。”我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那不是我的力量可以办到的。
“你帮到了，”他说，“你关心我，耐心听我说话，想尽办法让我承认自己。现在我看清了，可以做决定了。无论能不能上天，我都要回联队。我的战友还在那里，我会和他们一起。”
我没有再提出任何反驳。因为我突然感觉到，这次治疗不只是我在帮他。对于未来，我这个“知道太多”的人总是容易看不到希望，陷入悲观。反而是活在局中的人给我提供勇气。
过了一段时间，某天放学后，我到科雷格公寓，取了那本被弗里德里希“蹂|躏”得不成样子的心理学论文两则，去见希尔德。
我们约在电影院旁边的餐厅。到的时候，希尔德和冯·毛奇伯爵坐在一起，很认真地听他说话。
一名40多岁的女侍者端上来两杯像可乐的德国汽水。现在的年轻男人都上战场了，侍者都是原本在家的女人出来做事。这家饭店档次不算最高，雇佣的是上了点年纪的中年女人。
“不是点了三杯么，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人要来。”希尔德说。
“不好意思，可乐很紧缺，优先供应给了先来的顾客，”侍者说，“我们还有芬达汽水。”
希尔德脸上闪过不满。我正要上前说话，却听她用很柔和的口吻道了谢，然后向我解释：“物资不足，最近这款新出的橙味芬达也不错，你要是不喜欢，我的给你。”
我带着惊讶坐下来，以她往昔的脾气，早就对侍者表示不满了，一旁的冯·毛奇伯爵赞赏地注视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