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对这些物料一般是采用无偿转让处理的。上述单位成立后，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制出针对上述物料提取有价金属的专有技术，才使得成本逐步降低，走上了规模生产，给公司创造了良好的效益。”陈雨欣扫视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审计人员，不紧不慢的喝了口水，说，“废弃物有效利用专有技术的研发，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给予关联企业高于同行业的产品价格结算，我想，不应该认定为关联交易的不当利润转移吧？”
这一情况是杨子青负责的。何思娴本来打算说些什么，但看到其他审计调查人员都没有做声，也就打住了，毕竟自己的想法也还不成熟，缺少反驳证据的有力支撑。
看到审计调查人员对她的反问依然没有反应，陈雨欣继续她的反驳，“关于不当使用税收政策。破产收购的资产评估增值和税收优惠应当归集团所有，除公司章程另有约定或减免退税时有特别约定用于生产外，企业改制后的新公司里各股东应同股同权，国家优惠政策只由国有股东享受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此外，职工作为投资者，在入股时也是看其未来发展前景和优惠政策才决定入股的，税收优惠就是其决定入股的因素之一。”
陈雨欣说，“关于股本设置显失公平。湖城矿业与景昌矿业等当初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它们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才走上了政策性破产的道路，政策性破产对解决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领导和职工当时是冒险进入的，谁也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好的效益。审计认定‘股本总量明显偏小，国有资产收益向职工、特别是向管理层不当输送’的说法没有依据，根本站不住脚。”
“等等。”何思娴几乎与许诺同时打断陈雨欣，两人眼神交流了一下，还是由何思娴来说，“陈处，我们的这个认定是指湖城矿业与景昌矿业的主要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没有计算国有股权，也没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股本反映的生产经营资金只占整个企业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极小部分，因为这个才导致股本总量明显偏小，国有股权比例偏低，职工股比例虚高。职工股比例高，自然获益多，而职工股中管理层所持股份占了一半以上，国有资产收益向管理层不当输送，难道这一认定有错吗？”
许诺补充说，“而且正因为国有股权比例偏低，才导致税收优惠在国有股和职工股之间的分配不公，也就是说，企业职工获取了不当的税收红利。”
陈雨欣充分表露出被审计单位一贯的狡辩风格，整个交流反馈过程审计调查人员一直占据下风，何思娴肯定不会放过绝地反击的机会，因为这个问题是她和许诺亲自负责调查出来的。她们认为，虽然审计证据还不够完整，但不是江山集团内审人员认为的那么脆弱。最后的这个问题是凌天报告时第一个提出来的，陈雨欣却是放在最后来解释，看来她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持谨慎态度，解答时避开了问题的实质，而是转移话题，把政策性破产改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立场搬到了桌面。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审计交流反馈，陈雨欣犀利的言辞，让何思娴大吃一惊，她一度怀疑，水若山与陈雨欣的关系不错，水若山的一些重要调查线索说不定就是陈雨欣提供的。现在看来，她错了，陈雨欣毕竟是江山集团内审处的副处长，为集团竭尽全力服务，是内审人员的固有职责，不可能因为个人关系，而背叛为之服务的江山集团。
围绕审与被审双方的不同意见，审计调查组此后又与与江山集团进行了两次沟通，但在桌面上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最终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十二月底，水若山完成了审计署的课题研究任务，又在北京呆了几天，等回到红城时，正好是元旦。陈雨欣打电话约他，元旦去城西县某山庄钓鱼，到时亲自开车去接他。
水若山以前不喜欢钓鱼，准确的说是他不会钓鱼，他没那耐性，坐在那儿等鱼儿上钩。可是在科研所呆了三年多后，他发现他有耐性了，不就是等吗，任何事情都是急不来的，那就慢慢等吧。当然，出差半个多月回来又是假期，水若山还是费了好半天功夫才做通妻子江员员的工作，说真是为了工作需要，钓鱼只是个借口，专案调查才是真的，不然哪会放假还跟别的女人去约会。
“约会”是妻子江员员说的，江员员说，“管你们俩个做什么，多带些鱼回来，不管桂鱼还是青鱼，吃不完就腌制晒干留着过年，还省我一笔春节费用呢！”
“一定，一定，钓不着，我用网也要网几十斤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