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也能当老师。你说那样的玩艺能教好孩子了，纯粹是糟践孩子。那天，也是我赶上了，大晌午的，还是三伏天，把孩子搁在那毒太阳底下晒，不用说孩子，大人也受不了。我看那孩子顺脸淌汗，我怕晒坏了，才说的。我也没说别的，就是说学生做错了，你打两下骂两句都可以，你搁那太阳底下晒，真要病了，谁的责任！我那是为他好。”
“你一吵吵，闹个满城风雨，村里人谁都知道了，人家能满意你？县官不如现管，以后遇上事，能让你好过。”
“我就一穷老百姓，凭力气挣工分，他能把我怎样？他大队书记也不能随便整人，他真敢那样，他就是石头，我是鸡蛋，我也碰他一身黄子。”
“你这脾气怎么说你也不改，睁只眼闭只眼得了，非叫那个真干啥！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就像你似的，好好好，是是是，什么人也不得罪，做个老好人！我做不来，见着那起人，我就来气！”
“人家见你还来气呢！你没听人家叫你什么吗？丧门星！”
林木匠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丧门星’，叫得好！我就是他们的丧门星，他们干坏事遇上我没好。可是郑队长说了，我是见义勇为，爱社如家的模范呢！”说着，得意地看着老伴笑。
“我说不听你，等你吃亏上当时就知道后悔了。”
“我没做亏心事，没什么后悔的。”
老伴见劝不听他，也就由他去了。
他便自顾自地一边喝着一边说着：“我凭良心做事……行得端走得正……没什么不对的……”直到高高兴兴地喝到壶底朝天，才胡乱睡下。
过了两天，郑队长去木匠铺，林木匠想问问郑队长那牛料布袋的事，没想到郑队长笑着向他说：“那牛料布袋找着人了，是钱富贵的。”
他看着郑队长问：“他承认了吗？”
“他怎么会承认呢。可是布袋会说话，那布袋上写着他的名字呢……”
林木匠这才想起：每家的布袋怕丢失找不着，都在上面用毛笔大大地写上自家的名字，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事呢？
郑队长说；“布袋上有他的名字，他也不承认，他说他家的布袋前些日子丢了，到处找还没找着呢？怎么在这出来了。这是有人故意偷了他家的布袋去偷东西给他栽赃呢！我知道他口冲牙硬绝不会承认，我就又问他：‘那丢牛料那晚上谁值宿？’他说不出话来了。他想说刘兴德值宿，可那就得追刘兴德的责任，刘兴德再老实，也不能老实到给他背黑锅的地步。所以，他只得承认他值宿。那牛料怎么被偷出去的呢？他又说：‘我把手电筒落到家了，我回家拿去来，小偷就撬门进去了。’我又问他：‘你手电筒忘家了，晚上喂牛得用，你晚上不去拿，都快半夜了，你怎么才想起来去拿？’他又说：‘那是大晚上，哪是半夜。’我说，林木匠大叔背着牛料去我家，我看了看钟，快十二点了，怎么还是晚上呢？他死不承认，就说他没偷，是有人偷了给他栽赃。说来也巧，他往回跑的那天夜里，他家的邻居张文清出来起夜，听墙外有‘呱嗒呱嗒”挺急的脚步声，他扒门向外一看，是钱富贵，黑更半夜地跑什么？他知道他没干好事。后来，听到生产队偷牛料的事，他说他夜里起夜看着钱富贵‘呱嗒’脚往家跑，那一准是他偷牛料来。钱富贵在人证物证面前，才没啥说的，只得承认了。也多亏遇上张文清了，那是个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好小伙子；不然，如果遇上个老实怕事的，不敢证明，那这事也不好调查清楚。”
林木匠听了，既高兴又感慨，高兴的是这事终于水落石出了，感慨的是不但他坚持真理，还有人也和他一样坚持真理。张文清为人耿直，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不畏权贵。他曾经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也是因为赵利民，那时赵利民还在读小学，他在学校把尖为王，欺负同学。有一次，他揪着高海超的头发，按在地上，连打带踢，嘴里还骂着：“你这小富农崽子，就应该打死你！”张文清把他拽开后，批评他几句，他不服，哭着跑回家去了。他母亲郑桂花听了，立即到了学校，像个母老虎似地冲着张文清就吼道：“好啊，你看我孩子小好欺负，你想怎么训就怎么训！你也不抬起眼皮瞧一瞧，老娘也不是好惹的！你替富农崽子撑腰，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你是替谁说话！我看你是想替地主富农翻天，想回旧社会，今天你不给我说清楚了，就没完！……”
张文清知道他们家护犊子，他家的孩子谁都不敢惹，只要惹一点儿，那就吃不了兜着走！张文清知道这回惹砬子上了，可他还就不信那个邪，从来就没怵过硬，便也指着赵利民的母亲的鼻子叫道：“谁不知道你们是村里一霸，谁也不敢惹，老子今天还真就惹惹，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大不了这老师，老子还不当了，不跟你那没德的崽子生气了！你可不能开除我社员去！”他还真甩手不干了。就这样一个嫉恶如仇的人，能包庇钱富贵那样的坏人吗？
林木匠感叹地说：“还是有坚持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