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基于此，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西方国家，同联盟之间的贸易往来下降了许多，但联盟同瑞典、芬兰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西方各国同瑞典、芬兰之间的贸易往来，却骤然翻了几番，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相信任何人都能想象的出来。 当然，站在维克托的角度，他其实并认为瑞典、芬兰两国的做法，是真正对联盟有利的，如果可能的话，他更希望联盟能够经受住来自“铁幕”所造成的贸易压力，从而迫使莫斯科在经济政策上做出一定的变革，至少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度重视重工业，却忽视了轻工业，乃至于漠视了农业的经济政策。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都是推动其国内实施改革的最佳推动力。如果联盟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足够的粮食，足够的日用消费，那么迫于无奈，莫斯科必然是需要改变旧有的政策，以增加在农业以及轻工业等领域的投资，以解决相应的物资匮乏问题。可是，只要类似瑞典、芬兰这样的国家存在，那么莫斯科就意识不到那种紧迫感，也不会积极主动地调整经济政策，克里姆林宫会产生一种惰性，认为联盟匮乏的物资始终可以通过瑞典、芬兰这两个国家获得。 长此之外，日用品和粮食短缺的矛盾，将始终在联盟内部存在，换句话说，联盟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将长久的维持下去，这种依赖，这种矛盾如果长久维系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这种矛盾现在对联盟来说还不是致命的，但是等到将来自动爆发的那一刻，它或许就会变得极其致命了。 从离开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任职，尽管时间并不算很长，但维克托的思想却似乎正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在列宁格勒的这段日子里，他每天所考虑的不再是那些高屋建瓴的问题，而是联盟地方工作中时时刻刻都能涉及到的实际问题。他开始真正的接触到务实工作，列宁格勒人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渴求什么，列宁格勒的企业经营的如何，集体农庄运转的怎么样，基层的党员干部在想些什么，有什么不满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每天都能接触到的东西，所以，他日常所关心的东西，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