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拉醒来。
这是1941年的冬天，一切是阴霾的。1936年斑斓的夏天早已不复存在。
她睁开眼，意识苏醒后，有一瞬间她问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而非沙发上。身上只留着贴身衣物，其余衣服整齐地叠在床头柜上。
她在家里走了一圈，发现R早已离开。
她喝水，吃了两片面包。看时钟，发现已经过了上班时间。但她没有反应，她只觉得世界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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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后就是巴黎高师学生开庭审判的日期。德国人禁止他们请辩护律师。
她觉得自己不可能旁若无事地看着他们被审判，转头还宣传起德法合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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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万念俱灰时，她突然想到逃跑。她的心因这个念头猛烈跳动。
她想了一下计划的可行性——她坐火车去中部的图尔，有一个信任的朋友在那，他也许可以帮助她穿过封锁线逃到马赛。那时她和家人汇合，一起离开法国，彻底逃离R的魔爪。
逃跑的想法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她不想死，也不想自我放弃，强烈的求生欲占据了她的所有情绪。
她突然想到，如果R发现她逃跑，会抓她的父母要挟吗？R不至于那么心狠，她想。何况，如果她下落不明，他又能对着谁去要挟？
她坚定了逃跑的主意。
那天早上，她穿戴整齐，前往报社的办公室。她不想让身边的人察觉到什么异常。
中午，趁着吃饭午休的时间，她跑到火车站买了两张车票——一张去图尔，一张去普瓦捷，同一天发车。
这样一来，如果R想追捕她，两张车票可以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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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内心暗潮汹涌，正在兀自思索逃跑计划时，她忽然被迎面走来的中年女人撞了一下。
来不及反应，她的身体随着撞击侧过去，头看向后方。她忽然看见一个戴报童帽的男人正盯着自己，目光像猎豹一样。
刹那间，那个男人发现她回了头。他忙压低帽沿，视线从她身上离开，直直向前走去。
等她回过身面朝前方时，那个撞她的女人已经走远。黛拉感激地朝她的方向瞥了一眼，随即陷入紧绷的应激状态——她觉得自己被跟踪了。
她特意绕了远路回家，路经冷清的小巷，可是她仍然能听见男性的脚步声在不远处回荡。她佯装不经意回头，却没有看到人影。
她想，一定是R派人跟踪她的。他应该是想监视她，保证她能正常地参加七日后的审判，而非想追捕她。
这样想来，她觉得自己没有实质性的危险，打算正常回家。而且，她不想行动异常，让那跟踪者察觉到她已发现跟踪的事。
回到家后，她坐在沙发上，喝水，深呼吸。
她不确定那跟踪者是否知道她买车票的事，但她明确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巴黎，否则她会在这里疯掉。她只能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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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提着小行李箱出门，里面有她的证件、钱、几件衣服、贵重珠宝。
她正常去上班，小行李箱就像公文包一样并不起眼。
到了午休时间，当身边的同事都一一散去吃午饭时，她换了一顶帽子与一件大衣，从报社隐蔽的后门离开，前往火车站。
她在没有人的路上连跑带走，在人多的地方小心翼翼压低帽檐隐藏自己。
她顺利抵达火车站。交了票，她坐上去图尔的火车。
一到点，火车开动，她的心猛烈跳动。窗外，巴黎逐渐远去。很好，一切都很正常，没有异样，她的心逐渐安下来。
嘈杂的车厢和窗外阴郁的景色，此刻代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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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最恐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火车沿途有几个站点，在经停奥尔良时，车停的异常的久，久到让她发慌。
两个党卫队的人进入车厢，好像在找人。注意到他们尤其检查年轻女性后，她的心揪在一起。
但此刻，整列火车都寂静无声，她无处可逃。
最终，他们走到了她坐的区域。其中一个士兵站在她面前，伸手用力抬起她的下巴，她被迫抬起头和他对视。
她不认识他。她的神色不卑不亢。
“你叫什么名字？”那士兵问。
不等她回答，他又发话：“给我你的证件。”
她只好照做。那个士兵看到她的名字，笑了，打了一个响指。另一个士兵走过来，掏出手铐，一言不发地给黛拉戴上。
“我只是想去图尔看望我的亲戚。”她说。
士兵用枪顶着她的小腹，说：“不要说话。”
她只好闭嘴，由他们带着走下火车。他们下车后，火车开动，一路远去。
她沉默地看着火车离开，心想，所有人都在赶路，没有谁会为谁的命运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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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她被放进一辆卡车，里面坐着七八个同样戴着手铐的人，以及一个看守的士兵。
汽车上路，他们一言不发。后来，黛拉睡着了。
被颠婆的车子摇醒时，她发现自己正靠在身旁的男人的肩上。他们对视，彼此安慰一样地微笑，但依旧一言不发。她发现那个男人穿着医生的白大褂。
车行了几个小时后，黛拉被带下卡车。
抓她的士兵带她上了一辆黑色小汽车。车子开动，那个士兵掏出黑布把她的眼睛蒙住。
失去光，失去视线，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无能为力。她想到了九日女王简·格雷被送上断头台的那副油画。
“不要杀我。我为国防部的雷诺·库尔特先生做事。”黛拉声音干哑。
那个士兵粗暴地扼住她的喉咙，让她喘不过气，“不要说话。”
她拼命点头，那士兵的手才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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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