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计划就是由陈天民化妆成商人，来太原做生意，经过“巧合”，和魏峰坐到一起赌博，然后根据情况，找机会接近他，把他伺机抓了，胁迫他带队出城。 喜好酒色赌博的人，立场都不会太坚定，魏峰这一点难度不会很大。 难度大的是几个点同时行动，在引起城内日伪军注意之前一致完成行动，在集合点集合，出城。 如果一个点出了问题，造成城内拉警报，其他几个点就都会被连累到。 之前陈天民是绝不会同意这么难的计划的，但是援军来了之后，成启武特务连的支援，以及挖洞专家曹文琦的加盟，都给了他信心。 不过这还不是信心的最大来源。 前天，陈天民逛街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日军第一军司令部附近，一队日军通讯兵正在进行外围训练。 他在训练队伍中，发现了貌似步话机的东西。 美在1940年就发明了肩负式的，后来又推出了手持式的。 随着军援提供给了中国二战期间，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研制出通讯距离达10英里（约17公里）的背负式跳频步话机。 1940年年底，摩托罗拉公司的前身高尔文 制造公司生产出一台5磅重的调幅步话机，通讯距离1英里（1.69公里）。 后来又研制出通讯距离更长、抗静电效果更好的替代品，即SCR300t背负式调频步话机，它是一个可调谐的高频调频单元，重35磅，通讯距离10英里。 首部无线电接收/发送器是摩托罗拉SCR—300，摩托罗拉在战争期间生产的SCR—536被称为“手提对讲机”。 这种去年刚刚发明的最先进的通讯工具，怎么会突兀的出现在了，日军第一军司令部通讯兵的身上？ 在短暂的奇怪后，陈天民就想通了这是为什么。 此时的美国虽然在经济贸易上大力协助日本，但是起码在口头的道义上，是同情和支持华夏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奇妙的错觉，商业上美国大量和日本做生意，出口给日本无数的钢铁，石油和其他紧俏工业产品，但是口头上却谴责日本，假惺惺的宣布支持华夏。 于是引起无数人的诟病，常凯申的老婆是美国大学毕业，英文流利，和美国政商界也有一定联系。 靠着她的游说，美国出口了一些战略物资给华夏，价钱自然是 非常的贵，其中应该就有这种背负式的战时对讲机。 可是国府军在战场上一败涂地，空有好的装备，打仗完全是一边倒，所以这崭新的好东西，就被日军缴获了。 陈天民立即意识到，如果自己搞到这些步话机，就能同时在各点协调行动。 拿回去之后，还可以由冯云耀和姚闵等人合作，仿造出自己的步话机。 有了这个东西，仗就更好打了。 比架线员架起来的电话指挥作战要方便太多了，还不存在炸坏电话线等情况，可以说直接省略了一个兵种。 于是陈天民临时修改了计划，由原计划自己亲自出马去和魏峰赌钱，换成何良代替，自己则和刘友文化妆潜进鬼子司令部的通讯处，伺机把看到的那几部步话机都搞出来。 然后分发下去，几个点同时行动，保证行动的同步性。 赌钱可以提前，反正赌的次数越多，魏峰的警惕性就越差，地道也可以先挖一大半，需要打通的时候随时可以打通。 绑人就必须到时候才动手了，不然万一家人和属下有事，找久了找不到人，必然出事。 计划好后，第二天，也就是陈天民等人来到太原城的第十 二天，行动开始实施了。 这天正好是周六，鬼子们忙完了一周，开始了周末休息。 陈天民和刘友文换上鬼子的军装，陈天民换上的是少尉军衔的，刘友文换上的是中尉军衔的。 因为陈天民的日语虽然大有进步，但还是不如刘友文的标准，刘友文的日语，就算是日语老师来了也分辨不清。 二人并肩闯入通讯兵军营。 这通讯兵军营虽然在整个庞大的第一军的司令部内，但也算一个单独的小司令部了。 因为兵种不重要，又是在大本营了，所以警备的很松懈。 哨兵拦下二人，刘友文立刻亮出了当初在偏关县缴获的乙级通行证。 “我们是偏关县警备司令部，派来太原学习通讯技术的通讯官。”刘友文说完，装作不耐烦的样子对陈天民说，“池田君！大周末的还不让休息，非要来这里学习，真是让人扫兴。” 哨兵并没有接到通知，不过也没有怀疑眼前的两个人。 毕竟第一军是负责整条平汉铁路的，覆盖范围广大，随时随地都有人来办事。 而眼前的人初级军官，满嘴牢骚，口音也很正宗。 日军的初级军官，大多数都是这种小角 色。 哨兵点点头，就放二人进去了。 周末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很少了。 陈天民和刘友文轻车熟路，进了东边的一间宿舍。 这时候的轻车熟路，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对面的民居三楼，租了个房间，已经用望远镜观察了三四天了。 知道这里是个宿舍。 这个时候的宿舍基本上没什么人，二人找了很久才在最里面的一间宿舍，发现了一个军曹通讯兵。 两个人闯进去，直截了当问他缴获来供大家学习的美式步话机放在哪里。 那个通讯兵哈哈一笑，“你们也是来学习这种鬼设备的吧！现在是休息时间，那东西自然是放回了教官办公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