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在这里是有限的，传播的信息是变形的，所以招募进来的，必然是深受旧思想旧观念浸染的一批人。” 在海南的时候，“大政方针”一向有元老们把控，甚至很多具体事务都由元老们亲力亲为，归化民干部除了因为感恩、上进等个人因素跟着干以外，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么干是为什么”并没有太多的理解。具体来说，所有归化民干部基本上对于“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根本问题是缺乏认识的。 三农干部也许知道自己要把自己管的那片地建设成宣传画上的一样，工厂的归化民干部也许知道生产目标一类的指令计划，懂一些技术；但他们很少有人能说出为什么要给他们下达这样的生产任务、做出这样的产业安排――他们缺乏对整个澳宋、对整个工业化建设的认知。这在澳宋力量蜗居在海南时并不明显，因为一切都有元老院指挥，归化民干部只需要按着指挥棒走就可以了。不明白的问题，元老随时可以解答――各行各业几乎都有元老在第一线指导和参与工作。 而到了广东，极度缺乏的干部数量不仅要求所有人必须一专多能，同时为了保证海南岛作为世界唯一的工业化区域能持续稳定输出产能、发展科技而不得不把绝大多数有能力指导工业化建设、指导国家建设的元老们留在海南岛，而新解放的广南东路尽管人口、面积都远超海南岛，却只能零零散散聚集起三十多个元老，加上在香港工作的元老，也不到四五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