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柏林参加空军体检，没错，这又是个眼熟的故事。
“新娘捧花有铃兰栀子和毛地黄。”艾丽卡把一束铃兰抛向棺木。“接到的人是我。”
“那征兆与象征也太苍白了。”
艾丽卡转身对他竖起中指。这一切太过短暂，可能只是加兰的幻觉。她的左手仍然闪耀着订婚戒。未婚妻身份也能享受抚恤金，戴一戴实在不足为奇。
墓碑横放在地，两个肮脏的工人挥汗如雨铲土。他们是战俘营出来的劳工，偶尔用没人懂的东欧语言偷偷交谈。或许战俘营的墙上也贴着莱妮，或许他们对坟墓的简单感到不满。俄国人喜欢在十字架镶嵌亡者相片，往往还挑最年轻漂亮那张。这一风俗有种奇异的残忍。在我们德国有更加超然的态度，就让死去的人消失吧，生命不会因死断灭。普施是这样做的，除去订婚戒指，再也没有任何属于他的部分残存。汉斯和更多熟悉的人从未得到安葬。我们全不在乎。
艾莉泽掀起黑面纱扇风，冷漠的眼睛盯了一会加兰和艾丽卡，又匆匆走了。她还要回去工作，失业就意味着被《强制劳动法》卷入军工厂。送葬队伍所剩无几，鸟儿在看不见的枝头歌唱。
“她告诉我一个名字。谁是安娜？”
“我妈妈叫安娜。”
加兰不再提问。他抬了抬帽檐。酷暑和情绪永远不会消磨这个人的礼貌。他离开后，艾丽卡想起他的眼神里居然有些怜悯，像一个法官在看被判无期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