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让史官们秉笔直书，不得隐讳。自此之后的官方史书，都带着贬袁谭、褒袁熙的态度书写此事。
直到唐朝太宗皇帝李世民让房玄龄等人，编修《晋史》，才提出袁熙杀兄屠弟的做法，确实有悖于传统道德，这成为后世批评白马之变的一个重要源头。
之所以有人说对有人说错，不外乎出发点不同。言对者认为太宗宣武帝袁熙，上位开启治世，结果是好的，过程就不必过多计较；说错者则从人性出发，不管为了什么，杀害亲生兄弟违背人性、违背基本社会公理，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
或许，这就是政治事件的本质属性，标杆立不准，是非也就难以评判。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有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是由幸存者书写的。反而是对客观史实的追溯与探讨，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