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从有历史记载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但陈景恪知道，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可以达成的。如果非要用前世来类比，这个阶段有点类似于社会。确实很难，但只要发展生产力，早晚有一天能达到。所以，在他的坚持下，这个阶段并没有被命名为大同世界。他将大同世界放在了第四个阶段。而且他对大同世界的描写，也没有采用儒家的原文，而是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对此，方孝孺没有说话，而是竖起了大拇指。绝了。——社会模型建好之后，剩下的就是围绕模型构建思想体系和执政体系了。执政体系并不着急，这玩意儿是不固定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可以等到思想体系搭建完成，再根据大明的情况设置。他们先进行的是前者。而方孝孺也终于见到了大同世界的全貌。即便早就有所准备，也不禁为其的宏大感到震惊。先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述了华夏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产生这些情况的现实因素。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国家、法律、朝廷、人民、军队等等的概念。并详细论述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很多解释，让方孝孺耳目一新。比如法治思想。他试探的问道：“我记得，韩国公近两年一直在研究法治思想。”陈景恪自得的道：“就是我启发的，不过他的法治思想与我的有所不同。”李善长毕竟是古典法家门徒，他的法治是对法家思想的重新解析，只是比较偏向于律法这一块。可以说，他的法治思想，已经和陈景恪最初提到的法治关系不大了。而陈景恪的法治，就单纯是从律法角度出发去定义的。对此，方孝孺并未感到意外。他就是在陈景恪的引导下，才进入唯物学殿堂的。李善长在他的指引下，弄出法治思想是很正常的。但也有很多解释，让方孝孺感到心惊肉跳。比如军队，非一家一人之军队，而是万民的军队。军队来自于人民，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天下万民。至于效忠天子，对不起，没有写。但陈景恪又不是铁头娃，自然不会作死。他在后面补了几句，君主是国家领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拥有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而军队要保持纯洁性，必须直接归君主统治，其余人不得染指。但即便如此，也有点大逆不道了。皇帝不追究倒还无所谓，要是追究起来，少不了断头台走一遭。方孝孺一方面感叹于陈景恪的胆量；另一方面也为朱元璋和朱标对他的包容，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他却不知道，陈景恪也是通过一件件事情，一步步取得朱元璋的信任的。当然，最根本原因还是他从未否定皇权。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皇权存在的必要性。毕竟，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最高统治机构的，而机构又需要一个最高领袖。除了皇帝，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至少目前没有，不是吗。至于以后会不会有，那是以后的事情。非但如此，他还将皇帝的利益和万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皇权想长久存在，就必须保证万民的利益。而万民力量弱小，需要有一个强者来带领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只有皇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看来，相当的扯淡。皇帝就是最大的剥削者，怎么可能真的会去保护万民的利益然而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种思想可是被所有人认可的。王朝想要长久，就必须保证民的利益。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民’所指的群体不同罢了。但在明朝，民指的就是天下众生，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陈景恪利用这一点，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拓展。最终将皇权和百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只要皇帝相信了这一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朱元璋是否相信，陈景恪不敢确定。但他敢肯定，朱标和朱雄英是信的。——这些大的框架，有的陈景恪自己已经完成了论证，有些限于阅历不够无法完整的论证。尤其是很多论证，和华夏传统思想融合不够完美。找方孝孺过来，就是希望能获得他的帮助，完成最后的论证工作。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框架再好，论证不完美也没什么用处。方孝孺已经彻底被陈景恪的宏大思想体系所吸引。对此自然是欣然同意。于是两人就摒弃外界影响，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同思想的论证中去。........0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