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的计划,得到了神父们的积极响应。
拜上帝教各支,组织的潜力其实都很大,尤其是正教。
虽然很多地方,一个镇子都未必能轮到一个标准的教堂,但这是因为受训的神父数量不足,属于客观现实产生的限制,而不是理论上的问题。
哪怕没有紫帐汗国,正教教会本身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据神父们说,天兄当年曾经告诉门徒,“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起来,哪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因此按照他们的传统教义,三个信徒就能建立一座教堂,开始进行组织,举办宗教活动了。
这方面的理论和组织方式,教会也一直在尝试进行探索,甚至比西欧的公教教会都积极。唯一的问题是,正教之前因为军事失败,被人打散了,所以这些工作,也就只能长期停留在纸面上。
第一批新兵还不到一千人,按计划需要十多位神父和近百名修士。这个数字看着比例很高,但绝对数量其实也不难满足。
而且这些修士,不一定就是正式的神职人员,因为郭康认为,既然是试验性质的样板军队,就一次把各方面都试验了。也就是说,这支部队,不仅是对于新兵源如何组织这方面的探索,也要探索各种配套的部分。教会如何给军队更好地提供支持,也是其中的一类。
加入计划的普通修士,其实也是受训者。按照计划,等到第二批扩编,填满三个大队的编制时,就要把一批见习教士也塞进去。在军队里接受训练、进行磨合的,不止是士兵与军官,也包括这些教士们。他们也需要适应这个新环境,锻炼自己的能力,并且不断发现问题,来帮助进行调整。
当然,这个过程中,淘汰率肯定会很高。教士们平时偏向于文职工作,和军队里的生活,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是这种方式还比较新鲜,适应不了的人可能才是大多数。这一批教士,最后哪怕筛得只剩下十分之一,都算是成功的。郭康也不心急。
“你们可以去挑选人手了。我打算这次去贫民区,就带上几位神父,大牧首这边也已经教士报名了,我也准备让他们跟着一起来。”他想了想,最后对米哈伊尔神父说:“您刚才说,希望我能了解下普通信徒的日常生活,我很赞同。而且我想,大家都应该有这么个理解才行。”
“我们的教士出身各不相同,有些人在希腊长大,有些人在罗马尼亚长大,有些人在罗斯长大。他们平时接触到的环境,不见得就和这里一样。”
“而且,能去学习识字的人,基本都是公民出身;能成为见习教士,也都是各自教区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了。这些人和我们的新兵,生活的环境也不一定相同。”
“如果我们的神父和教士不能理解士兵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了解他们家庭的生活状态,不了解他们的基本想法和朴素欲求,只知道去照着经书念,肯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诸位都在民间传教多年,应该很清楚吧。”
“确实是这样。”安德烈神父也赞同道:“想履行好作为牧者的职责,就得放下傲慢,像当年使徒时代的神父们一样,尽力与信徒们共融,理解和帮助他们。我想,其他兄弟也会赞同这个结论的。”
郭康点了点头。
他觉得安德烈说到点子上了。傲慢这个问题,确实是教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件事在东亚表现得特别明显。罗马公教的失败,用眼高于顶和欺软怕硬两个词就能概括了。
在传教早期,利玛窦和他所在的耶稣会就提出,塞里斯的传统礼仪合乎教义,可以相容。他们;但道明会、方济会认为,这些礼仪和教义冲突,认为利玛窦等人都在进行异端行为。双方彼此争执不休,牵扯到了一系列关于教义、文化的争端,以及复杂的政治和教派斗争,前后长达数百年,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
然而从头到尾,教义在其中都不是主要原因。教会传教这么多年,承认的各种习俗、认可的各类本地宗教多了去了,没必要纠结这种事。但因为两个修会的党争,导致事情走向了无法通融的地步。
1704年,教宗下令禁止祭祖、祭孔、悼亡等礼仪活动,并派出特使宣布命令。次年,特使来到京师,康熙亲自出马,向特使说明情况,解释说敬天、祭祖等仪式,只是为了表达敬意,和宗教无关。
双方多次辩经,还招来肇事的教士,现场解释作证。但尽管清朝说明礼仪关系重大,愿意承认对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个概念,教会依然不愿妥协,谈判无果而终。
1707年,教宗特使来到南京,单方面宣布了禁令。康熙随即逮捕了特使,命令葡萄牙人把他关在澳门,同时声明,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规矩”,否则就要被驱逐。
但此时,康熙依然还希望能说服对方,并且数次派遣传教士,去罗马给教宗说明情况,辩解经义争端。但教廷依然坚持己见,还扣留了担任清朝代表的法国传教士,迫使康熙又写信求情,才答应放人。
170年,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达清廷,康熙再次亲自出面,解释了孔子牌位的由来等问题。然而这次辩解依然无果而终。171年,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清政府这才放弃,宣布禁止传教。
不过,直到雍正时代,禁令都不太严格,耶稣会也做了最后一次妥协的努力,重新制定了一套变通方法取代“利玛窦规矩”。但这次尝试也很快被教会否决。174年(乾隆7年),教宗正式下达命令,禁止传教士再就礼仪之类的问题展开讨论,终结了相关议题。禁令在整个东亚文化圈生效,也基本上终结了传教的历史。
而这个禁令的结束,要更加戏剧化。
193年月,日本出了件事:在耶稣会创办的上智大学,一名陆军军官带领一些学生去参拜靖国神厕,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学生,以这是偶像崇拜为由,拒绝行礼。日本军部对此极为不满,事件逐渐发酵。10月,得到授意的日本媒体开始大幅报道此事,称“上智大生参拝拒否事件”。
短短一个月后,罗马教廷就宣布,参拜神社是表达尊重、敬意的仪式,不算偶像崇拜,允许天主教徒参加。持续了二百年的禁令,在日本随之失效。
1934年,在日本控制下,伪满政府向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