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伯颜帖木儿就葬在汗国中央，按照他本人当初的要求，不安排过多的设施和守陵人员，每年只用当地的麦酒和葡萄酒祭祀，让旁边村落的人代为维护。而从第二代约翰七世开始，紫帐汗国就依据需要，确定陵园位置，并且迁徙百姓，加以保护。约翰七世因为饮酒过量去世之后，就安葬在东色雷斯。在张大牧首的主持下，按照当地习俗，修建了拜上帝教教堂，把先汗安葬在教堂里，并从罗马尼亚地区，迁徙了六百户富裕、勇敢、家族兴旺的人，在教堂旁定居，一边保护大汗的陵园，一边也威慑附近刚刚被纳入掌控的希腊人。这个习惯，之后也延续了下来。到历代最强势的巴西尔三世去世时，按照他的遗嘱，汗廷把灵柩送到了被他征服的匈牙利地区，在布达城以东百多里处，拆除当地的公教教堂，兴建了一座巨大的拜上帝教教堂。尹大牧首主持了教堂的开光仪式，取名为“天兄救世大教堂”，作为陵园。教堂从巴西尔三世去世之前几年，就开始修建，在此期间，汗廷先后从塞尔维亚、希腊南部、特拉布宗等地，迁徙大族、豪强、富商等五千多户，居住在附近多处村镇里，完成兴建教堂和守护陵墓等工作。算上组织人手、重新开垦荒地、建设守陵人村镇的时间，前后花了十年才算完成。工程结束的时候，已经是王大喇嘛当大牧首了。来自不同地方，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就这样混合了起来。而祖宗的坟墓、牌位，又和后世的生者一样，随着罗马的兴起散往各地。直到现在，郭康想起这些，都有些感慨。众人穿过了写着“国之柱石”的牌坊，当地的行省官员、战团军官和各种地方头面人物，都已经前来迎接了。义父继续代表家族，和他们逐一寒暄，表达问候。按习惯，当地代表们已经安排好了午宴，准备给他们接风洗尘。这边自然也不会不给人家面子。邀请完之后，众人就一路前往教堂。而郭康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估计就都会在这样的应酬中度过了。郭氏的教堂规模不算大，虽然已经扩建了一次，但相比娘娘庙这种建筑，还是小了很多。当然，能有家庙，其实已经不错了。宗庙制度，是在西周确立并逐渐完善的：之前的商朝，祖宗祭祀的习俗，和后世差距太大，姑且不论；而周之后，就基本都是在周礼之上，进行变动了。按照周礼，从天子到士，各个等级的贵族，都有自己的宗庙。庶人没有封地和爵位，所以也没有设立在封地的庙，只能在家中正屋里，进行祭祀活动。秦朝建立之后，一刀切地废除了所有“贵族封国”的概念，连带着让贵族的宗庙也消失了。全国上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有宗庙。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又稍有放松，诸王、诸侯可以在封地设立宗庙，其他人依然不行，哪怕高官贵人，没有封侯的话，也只能在墓葬旁边设立祭祀的祠堂，或者和庶民一样在家里祭祀。这个限制的松动，大致是三国时期开始的。诸葛亮去世之后，按照汉时法度，应当只能在自己的侯国内祭祀，否则就是逾越礼制，享受君王的地位了。但诸葛亮威望太高，百姓纷纷请求设立庙宇。官府不允许，就按照时节，私自在道路上进行祭祀，根本管不住。朝廷只能放开限制，允许设立诸葛庙，让大家有地方去祭拜，免得各地乱祭一气，反而更难以管理。此后，对高官的限制渐渐放开。到宋朝时，很多官员也有庙了，只是限制平民。在郭康所知的历史上，要到明朝嘉靖年间，才完全废除限制，也允许平民设立家庙，祭祀祖先。现在这个时候，中原那边，还没有放开呢。紫帐汗国这边，其实也是破例。按照他们抄的唐代典籍，应该只有高官有设立家庙的特权。但是，这地方毕竟情况特殊。汗廷希望鼓励孝道，号召百姓遵从礼仪，敬拜祖先，以此来推行教化，改变这里文化上的蛮荒现状。因为孝道是最基本的道义，而敬拜祖先是最容易理解的礼节。从这里入手，推行起来应当是最简单的。另一方面，泰西的贵族有自己的姓氏、有记录详尽的家族传承；百姓却没有姓氏，也往往不知道祖先是谁。这样下去，自然有利于维护旧贵族的统治，却不利于紫帐汗国打击豪强，管理户籍。因此，当年汗廷初建时，和命令百姓选取姓氏同时推广的，就是直接向庶人开放家庙，鼓励他们祭祀祖先，以此消磨掉旧贵族的优势与特权。而这一切，也收到了良好的结果。在紫帐汗国治下，很多受过教育、有些闲钱的人，纷纷开始祭拜先祖，并且试图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东方迁徙来的贵人身上。现在，这边就有一大堆自认呼揭步姓、鲜卑杨姓、匈奴李姓等等的人，从平民到官员都有，颇为热门。他们认定的故事也差不多，都说自己的祖先是炎黄一脉，跟着夏桀打过仗，或者给周天子守过篝火。后来时运不济，跑到了草原上，最后一路迁徙到这儿来了。可惜年代太过久远，和一路上的人混血，都看不出当年模样了。考虑到上古开始，确实不断有中原人逃去草原；草原上的部族，也确实经常一**地往西迁徙。所以，还真不能说，这些人全都是瞎编的，反正也没法一个个核实……时间一长，这类祠堂和当地人自己附会的族谱，也到处都是，同样管不过来了。(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