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国家财政是否能支持,那是宰相考虑的事,孔学士目前的正职是左谏议大夫,只负责谏议帝王和政事,可以很任性的表示我只关心仁政不关心财政。
另外那两位,闵祭酒、耿博士,萧琰不熟,但能与孔学士、叶学士一起喝茶议经,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想必不仅经学深醇,人品也值得称道,阿娘说一个是“言者不虚,虚者不言”,一个是“直言直语,不吐不快”,叶学士转达的墨家首领的承诺不用担心这两人不传出去,而且以这两人不虚言、不隐晦的操守,听者必信。
不会有人怀疑叶弘传假话,或者墨平说假话,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会有人怀疑墨平做不到。
墨者虽然人人简朴,但墨者组成的社团并不穷,兼爱社可以说是大唐最有钱的社团之一。墨家开办的墨行社、墨筑社、墨织社、墨食社、墨机堂都是遍及南北、日进斗金的大商号,而这几个墨家商号存在的意义,除了以技实践,利民便民之外,就是为兼爱社的履实做钱财支持,据说每年赢利的五成都会交给兼爱社。每年捐出一百万两银,这对兼爱社来说不算什么,但墨平说的是“每年”,这是很大的自信和魄力,世家也有这种魄力,但这种魄力是用在有利润的投资上,绝不是把钱扔水里——做公利对世家来说就是扔钱到水里,除了砸出几声水响,赢得名声,啥利都没有。
而墨平的承诺一旦广为传扬开去,政事堂可就被架到火上烤了。
墨平说每年捐一百万两银子给公利医疗,政事堂的宰相还能说国家财政不能担负?有这一百万贯,就算朝廷不出一文钱,选几个地方试点也够了,何况朝廷不至于每年几百万两银子都挤不出吧?
萧琰看母亲的信中说,“按太医院之后做出的详细预算,朝廷每年若有五百万贯钱或银投入,支持在每个州建立一个公利医馆是可行的,而下面的卫生保健站的建立则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这事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先州级,再县级,再乡级;或者反过来,先乡村,再城市,一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国家的钱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反对这个议案的宰相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伦理、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无钱买药的绝望,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同情,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水灾旱灾蝗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不要出现流民,成为王朝不安的隐患;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还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提到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急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大唐的皇帝们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
“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最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就是春秋战国,早就不复王朝了。现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这个不扯远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真正的改变是在高宗时代。如果没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轮回。从高宗起,大唐的国风变了,确切的说,是国家的根本思想变了。高宗说:大唐要做帝国,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狭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国是广阔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君主有君主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民有民的责任,各尽责任,而帝国各保障其利益,帝国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远航行不倾覆。
“高宗说:大唐帝国必须强大,不仅国家强,君主强,还要大臣强,国民强。只有民强,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民和臣都强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高宗说,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不是叫一声‘圣人’就是圣人了,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坐在这个御座上,是至高权力,也是至高责任,至艰重担。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样的弱者,不够资格做大唐的君主。高宗说: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为了大唐帝国由强者来继承,朕同样可以;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
“高宗不是说空话——她从来不说空话,说了都要做——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强者,高宗制定‘强民,育民,富民’三项国策,刻碑立于太庙,而且制定《帝宪》,将这三策放入《帝宪》中,同时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目标,她说这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可以推翻它,或重订它,但在推翻或重订前,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是违帝宪,宗正寺长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
母亲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读过,但《高宗实录》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她读史书比较晚,九岁开始读《华夏通史》,母亲说知道大概历史就行了,说年纪长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去读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