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获得的报酬与他们的劳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管理管理100人的工厂和管理10000人的工厂之间的收入也许相差百倍，但是投入的精力却是类似的。事实上，小工厂由于受制于各种条件，管理者投入的精力往往更多。
如果按照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是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从市场买到，资本家投入各种要素，组织生产，必然有权获得所有的收益。按照稳拿的看法，每样东西都能产生价值。这些东西属于我，我是产权所有者，我就有资格要求产品中的一份，而且往往是关键性的一份。
按照卢瑟的看法，劳动创造价值，然后按照所有权分配。这就是初次分配。农民种地，地主收租子。地主不用种地，但是农民种地主的地，就要给地主缴租子。农民丰收了，地主的租子也涨了。总收成固定的情况下，农民生活的处境，完全看地主地租的高低，也就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情况。所以，所有权不是创造价值的因素，而是剥削的依据。
所有权是生产过程中价值产生的依据，还是分配要求的依据，是两派价值论对立的根本。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则这些人依靠所有权，强行占有工人和生产组织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如果按照边际效用论，土地所有者、高利贷者、产业资本家，都是生产要素的提供者。需要注意，绝大多数资本家身兼两种角色，既是生产参与者，也是剥削者。随着他们拥有的资本额增长，第一种身份逐渐消失，第二种身份不断强化。小资本家往往要亲自参与劳动，大资本家则养尊处优。
引申一下，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土地所有者和高利贷者，究竟是社会生产者，还是寄生虫？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这两类人很显然是寄生阶级。但是到了庸俗经济学时代，这些人就都成为对社会生产有益的人了。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初期，土地垄断在大地主或封建贵族手中，货币集中在高利贷者手中，资本家的经济力量很弱小。这个时候如果承认边际效用论，即“物”能创造价值，那么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无疑是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也是最有资格获得最大份额的人。那样一来，大家都炒地皮、开当铺、放高利贷，资本主义就没有发展前途了。与此类似的还有神父和官僚的劳动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承认他们的劳动有价值，那么教会或官场就会成为经济的主宰，资本家的绝大部分成果都要供养他们。所以，这个时候要强调劳动价值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生产劳动，大地主、高利贷者、神父、官僚等等一干人等，都不创造价值，都是社会的累赘。资本家直接组织并参与劳动，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阶级。这时，大地主说土地创造价值，高利贷者说放贷货币创造价值，神父说祈祷创造价值，官僚说官办经济创造价值。对资本家来说，都是岂有此理。
到了资本家坐稳了江山以后，资本家与地主、高利贷者的矛盾已经弱化，这些人已经丧失了社会的主导权，官僚和神父也转而为资本家服务。相比之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从组织上都空前强大，成为资本家直接的对手。这个时候就需要边际效用论，告诉全世界，资本家获得最大的份额是天经地义的。这时，地主、高利贷者靠地租和利息获益也是可以容忍的，神父、官僚的劳动也成了社会必须的有价值的劳动了。
资产阶级无论是最早坚持劳动价值论，还是后来坚持边际效用价值论，最终的目的都是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社会是在改变的，本阶级的利益是不变的，价值理论是可以根据本阶级的利益不断调整的，符合本阶级的利益就是价值的根本依据。（多说一句，关于两种价值论的争论还可以再引申一下，炒地皮、放高利贷能否创造价值，开赌场、妓院能不能富国富民？在两种价值论中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比较滑稽的例子，就是两个经济学者吃狗屎的笑话。某甲、某乙各吃一份狗屎，于是就为国家创造了一个亿的gdp。）
两派最终争论的焦点落脚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简单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稳，还是不稳。
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讨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深入探讨、争论、辨析两种价值论也没有什么意义。——彼此对立的两个阶级，在涉及创造价值，进而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怎么可能彼此说服？这样的争论，争来争去，只能是鸡对鸭讲。正如本文在前面提到的，能够确定的，只有生产出一定的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至于怎么分配，以及这样分配是否合理，各个阶级解释不同。
本文尝试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不稳，以及这种不稳会带来什么后果。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并不大量使用价值分析，而是更多分析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内在的联系。
读者记住除了社会必要劳动什么都不创造价值就可以了：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创造价值，最多是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中。比如棉花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中，棉纱的价值转移到棉布，最终转移到衣服中。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后面就不要看了，越看越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