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遗产收税，这不是在巧立名目……”
于谦话说到一半，忽然就不说了。
巧立名目？
确实是在巧立名目。
可别说遗产累进税了，巧立名目的税种在国朝本来就多如牛毛，比如摊赋入亩中的赋役……
百姓凭什么要无偿为朝廷劳作？
相比之下，林煜感觉自己都已经算是很良心的了。
当然，初期阶段肯定不能学美国人，直接强征40，否则士绅集团必然会被激起剧烈的反弹。
林煜的规划设想是，遗产税的累进税率将会以田产、户籍的多寡，作为主要判定依据。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江南地区自耕农所拥有的田产面积，大多都在数亩到十余亩之间，最多的也不过在四十亩左右。
所以，只要规定五十亩为一个最低标准，五十亩以下就不必交税了。
五十亩以上，一百亩以下，则开始加征遗产税，但起征税率不会很高。
不要觉得五十亩、一百亩很少，在明清时期真正能做到家有良田千顷的豪族，实际是非常少见的。
到了清末民国，能有一百亩长江以南的田产的，那都算是中层地主了。
对，一百亩地就是中层地主，不是自耕农，也不是小地主。
至于户籍多寡，那就更简单了。
寻常百姓自耕农，家中丁口壮劳力顶多也就不过二三人（壮年父母、成年子女，老人小孩不算在内），一户加起来的丁口一般不超过十人上下。
听到这里的夏原吉差不多明白了：“林先生这是在有意逼迫士绅分家析产？”
“所以遗产税之后，紧跟着的便是分家税。”于谦点点头。
说得再简单些，就是伸头挨一刀，缩头也要挨一刀。
这也是几百年后的美国，专门针对富豪的两把快刀，一刀遗产税，一刀弃国税，两刀下去，还有惩罚税。
三税合一，没有富豪能把钱，完完整整从美国带走，从国税局的手中拿走。
林煜肯定不能效仿弃国税，那就退而求其次地去鼓动分家吧！
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立大明。
但本质上，明朝却还是不可避免，承袭了不少元朝的旧制陋习，其中一项就是元朝开始的蓄奴恶习。
哪怕朱元璋在《大明律》严厉禁止，官绅不得蓄奴，但就跟《大明律》不许官员纳妾一样，都是一纸空文。
上行下效，奴仆遍于市井。
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南直隶、浙江、徽州等地，官绅蓄奴达到了鼎盛期，普通官宦人家蓄养一两千个家奴都十分常见。
这么多奴仆，可都是要算作累进税率的丁额，士绅大族只要不傻，要么就遣散奴仆，要么就果断分家。
至于拒缴抗税？
这叫造反，不到万不得已……就算到了万不得已，士绅也不会这么干的。
因为这是明初，还没有土木堡，文官集团还未坐大，连手握屠刀的永乐大帝也才刚驾崩不到一年。
谁敢不顾一切，跟朝廷对着干？
官绅家业越大，往往也就越不敢反。
不敢反，那就老实交税吧！
不交税也可以，那就分家析产，释奴还籍。
无论哪一项，对朝廷而言都是有利的，而且分家了也得交税。
与其说是两把屠刀，不如说是三把屠刀，一把瓦解士绅的家产，一把瓦解士绅的奴仆，一把瓦解士绅的宗族。
“有了这新增的两税，朝廷便可以真的效仿大唐的两税三分……不对，应该是二分，朝廷取全部，余下一分给地方、士绅去互相博弈。”
夏原吉既是自己总结，也是在给仍旧有些一知半解的于谦说：“这两税就是从士绅身上割下来的两块肉，它们会变成两把锋利的刀子，持续性地去拆分地方庞大的士绅，同时也会让地方跟着士绅一块去争抢。”
“换句话来说，原本朝廷要同时与地方、士绅博弈，而地方、士绅不可能是绝对理性，为了争夺更多利益，很多时候会站在一起，与朝廷联合博弈。”
“但现在，朝廷从士绅的身上割肉，还是割了两大块肉下来，这两块肉还留了一些给地方，那就相当于把朝廷与地方的博弈，转嫁到了士绅与地方的博弈……”
于谦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是士绅与朝廷的博弈互换，由士绅承担了原本朝廷一对二的博弈，而且还是以割自己的肉为代价。”
说得再糙一点，就是士绅自己出钱给自己找罪受。
林先生是真缺德啊！
不过缺德归缺德，这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朝廷依旧可以做到胜者通吃，掌握最多的税收，对地方、士绅有着绝对的碾压优势。
而且，还不用跟唐朝一样，从自己通吃的税收中，割出一部分作为地税，变相加强了地方的财政税权，让地方进一步坐大的同时，也让朝廷中央持续性地衰弱。
至于地方跟士绅会不会联手，沆瀣一气地向朝廷拒缴这些税？
别逗了！
地方、士绅以前会同流合污，是因为他们的共同博弈对象是朝廷，他们要从朝廷的嘴里抠出钱来。
可现在，他们的博弈对象已经不再是朝廷。
要么，地方、士绅掐得你死我活，朝廷在旁边充当裁判，防止两边掐得太过。
要么，士绅举兵造反……
后者概率太低了，士绅家大业大，造反图什么？
朝廷只是割下两块肉，又不是一刀要你的命。
但凡真敢造反，朝廷就敢光明正大地抄家灭族！
林煜这时也跟着总结道：“其实，唐朝推行的两税三分法，本质上是没啥大问题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控制地方的藩镇。”
“如果没有藩镇的存在，唐朝中央对地方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那两税三分法对唐朝来说，就是加强，削弱地方的一剂良药。”
可以说，唐朝算是农业王朝的巅峰了。
要不然，还有哪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