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却选择了顺其自然，不加干涉。这看似是无意的，其实却是故意的。所有针对刘文静的压制、打击，乃至于最后的欲加之罪，背后都有李渊的刻意安排，为的只是同一个目的，提醒刘文静的一个朋友。
为了提醒别人，就把无辜的刘文静折腾得死去活来，这看似很荒唐，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却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因为那个让皇帝大人长时间操心的刘文静的朋友，叫做李世民。
早在一年以前，李渊同志就突然惊奇的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处置李世民了。这是由于近段时间来，李世民立功很多，成长很迅速，而残酷的现实却告诉李渊，你手头上可以给予李世民的相应奖励已经快没有了。
即使是在帝王之家，历史也告诉我们，嫡长子的使用方法和其他的儿子应该是有区别的。对长子李建成，李渊向来可以想怎么使就怎么使，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还不必担心使用后的后续问题。毕竟你李建成是太子，老子百年之后江山社稷都是你自个儿的，自己为自己日后的家产添砖加瓦，干好干坏都是自己的，你还好意思找老子要报酬么？对于这个问题，李渊和李建成早已心照不宣，因而虽然李建成自起
兵到开国以来的功绩很大，但李渊从来不必考虑给李建成的待遇问题，因为在建国后不久，他已经给予了李建成最有价值的原始股，太子的身份。将来时候到了，凭股即位就是了，届时你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连本带利的返给你。总而言之一句话，好好等待，保重身体，别闹！
但是到了二儿子这儿，事情就要复杂得多。与身为太子的李建成的情况不同，每次李世民立功归来，李渊都必须想方设法按功给回报，要么加荣誉，要么升职位。反正总要意思意思，且还不能让这一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诱发李世民的不好想法。但朝廷中设置的官员升迁品级毕竟有一整套的制度化规定。而开国之初，李世民就已经做到了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是堂堂的正二品大员，并拥有宰相一级的资格。再往上，晋升空间极其有限。可你总不能让李渊为此再也不派李世民任务，或者干脆拖欠报酬，甚至大规模改动前朝留下来的品级制度吧。朝中诸如萧瑀、李纲等正统的文官们在这几个问题上一向是很能讲道理、特别能战斗的。
未免引发激烈的口水战，激化朝廷的内部矛盾。思来想去，李
渊同志天才般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既然不能提升你职位的高度，那就扩展你职位的宽度。
下回立功就给你多兼个职务，这总可以了吧！
一开始这么做，的确没问题。可是当年正赶上多事之秋，大唐亟需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李世民这样的全方位型人才而言，能够立功的机会很多。于是不久之后，李渊就再次发现情况不妙，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李世民提交上来的公文中就会多出来一列（古人是竖着写东西的），不用说，我们也知道，那是李世民的新兼职。
李渊注意到，再用不了多久，李世民这个熊孩子的报告里结衔的字数就要超过正文了。而且再这样往后，估计这个宝贝儿子是很有可能身兼三省六部中各个省部的总首长，同时外兼地方各大州的总州长的。
这就如同两个人打扑克，你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手里有大小王，但却惊讶地发现对方手上有剩下的所有牌，是种足以让你崩溃的玩法。
在李世民垄断所有主要职务前，一定要绝地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状态中！
于是，李渊果断出手，从剪除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做起。而刘文静十分荣幸（也可以说是不幸
）的成为了李渊的第一个目标。
自晋阳起兵以来，刘文静一直是李世民的亲密战友和第一智囊。现在，行事向来滴水不漏的刘文静终于漏水了，李渊终于等到了压制秦王势力的宝贵机会，并可以凭借刘文静之死道出那句他一直想对李世民说的话：最高的权力今天不是你的，今后也将不会是你的。
老老实实地做你的秦王吧，你将来只能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继承人的臣子，尽一个弟弟应有的本分。
这是命运的安排。
从后来种种事情的发展来看，李世民是不相信命运的。至少他从没想要遵从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一次当李世民听说父亲下令即将诛杀自己的老朋友刘文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依旧很弱小，还不足以改变他人，甚至是他自己的命运。
在萧瑀、李纲外加李世民的联手解救下，刘文静的命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武德二年（619）冬十月，己亥（一说是九月辛未）。民部尚书、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鲁国公刘文静及其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得到了他们案件的判决结果——————斩决。
史载，临刑前刘文静以手抚胸，唯留一声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有人说，这句
话是留给心狠手黑的李渊的。也有人说，这句话是说给没能坚持到底的李世民的。
但无论如何，这事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敌国尚未尽破，谋臣已然身亡。
有人曾经跟我说，其实刘文静是不需要死的。因为一年前李渊同志登基的时候曾下诏奖赏太原首义的功臣，作为三位特等奖得主之一（另外两位是李世民和裴寂），刘文静得到过一份特赦令，凭借此令，可享受两次死刑免于执行的待遇。当时刘文静虽被抓到了监狱里，但托家里人把这宝贝拿出来交给皇帝，这条命不就救下来了么。而且指着两次使用的条件，说不定还能顺便救了刘文起云云。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有这个可能。后来又想了想，发现这个看似正确的救人方式，其实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时间。
无论是两唐书中刘文静本人的传记还是后来的其他编年体史书如《资治通鉴》，都没有详细记录刘文静一案案发的具体时间和最终的处刑罪名，甚至于连最后刘文静被砍的日期，几个记载也搞得各不相同，莫衷一是。如此简略的记录形式，往往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事实，案件审理得很仓促，结案到砍人，所有的程序都进行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