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宋制，除了特定日子举行的大朝会以外，日常的朝会有三种，依重要程度分别是常朝，朔望朝和日朝。
常朝沿袭自唐，又叫大起居，五日一次。
虽然叫常朝，但是皇帝并不参加，而是由宰相或参知政事一人押班，群臣赴前殿行七拜之礼，属于纯粹的礼仪性质。
发展到后来，连宰执都往往不再参与押班。
朔望朝又叫入阁仪，每月初一，十五举行两次，皇帝坐前殿，宰相押班，所有京朝官皆需参与。
入阁仪的要求相对严格，偶尔也允许奏事，但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让百官朝见皇帝以及宣布重大命令所用。
最后便是日朝，也即是俗称的早朝，地点在崇德殿。
宋初的早朝每日举行，后来，随着赵恒身体逐渐多病，改为两天一次。
逢单日皇帝坐殿，双日则不坐，属于真正听政议政的场合。
能够参加早朝的官员较少，只有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审刑院这些衙门，许升殿奏事。
其他官员如有政事奏禀，需提前向中书门下请示，得到允许之后排定班次，方可上殿。
坐在宽大的御榻上，赵祯头戴长翅幞头，身着圆领宽袖绛纱袍，腰束玉带，端居上首。
依次往下，最前端仍然是宰相丁谓。
此刻，这位丁相公正面对着在场的一众大臣，拿出一份文书，张口读道。
“此皇太后手书，晓中书门下及枢密院……”
“近以先皇崩逝，举国哀丧，先皇以母子之爱，有异常伦，所以遗制之中，权令处分军国事，勉遵遗命，不敢固辞，然事体之间，宜从允当。”
“自今以后，中书、枢密院诸政事需进呈皇帝者，并许依常式文书付送入内印画，在内廷亦不妨与皇帝仔细看览商议。”
“或事有未便，即当与皇帝宣召中书枢密院详议，如中书，枢密院有事关机要，须至奏覆，即许请对，当与皇帝非时召对，即不必预定奏事日限……故兹示谕，咸使知悉。”
话音落下，赵祯便见到，底下众人的神色各不相同。
首先是王曾，他的脸上明显有些失望。
因为这份手书，实际上就是丁谓之前提出的方案。
和王曾脸色相同的，还有宰相冯拯，枢密副使张士逊。
显然，他们对这个结果，也不甚满意。
倒是参知政事任中正和枢密副使钱惟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过，让赵祯有些意外的是。
虽然这二人面带笑意，可若仔细看去，便能发现，这抹笑容中，没有半点深达眼底。
这可就有意思了……
按照赵祯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如今的宰执大臣，相互之间关系极为复杂。
不过，若只论朝堂立场的话，大致可分为三股势力。
其中最强者，自然是丁谓一党，除了他自己以外，还包括任中正和钱惟演。
其次是冯拯和王曾，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二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交情。
甚至于，若论私交的话，王曾和钱惟演的交情更深厚。
他们二人联合，更多是因为同在中书，为了一同对抗跋扈霸道的丁谓而走到了一起。
之前的遗制争端，还有如今的理政流程分歧，王曾的背后，都有冯拯的暗中支持。
最后，便是枢密使曹利用和副使张士逊。
这二人也是多年同僚，其中，曹利用是朝中资历最老，也最受赵恒信重的大臣之一。
他算是如今武将当中地位最高的了，当初在宋辽战争之中，曾是坚定的主战一派。
后来战事不利，赵恒命人议和，曹利用作为使者之一，拒绝了辽使割地的要求。
虽然最终也没逃过岁币的命运，但是，其功绩也算是不低。
正因如此，他如今在朝中的地位，几乎只有被罢相前的寇准可以相比，细论起来，就连丁谓也有所不及。
当然，依宋制，中书，枢府互不预闻，所以二者几乎也没什么冲突就是了。
和寇准不同的是，曹利用早早的就看出以后必是皇后主政。
所以，打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跟刘娥作过对，这也是他能在朝中安稳待到现在的原因。
至于张士逊，他的身份有些特殊。
此人本是东宫的属官……严格意义来说，如今的宰执团队，所有人之前都是东宫属官。
但不同的是，其他人都是当年寇准一事后才加的东宫官衔，不过是虚架子而已，和赵祯并没有什么情分。
只有张士逊，是当初赵祯被册封为太子时，便被拜为了太子宾客，始终在太子宫中的大臣。
按理来说，这样敏感的身份，他理应被寇准一案牵连，贬黜出京。
但幸而张士逊有一个好岳丈吕端，曾对赵恒有扶立之功。
当初，太宗皇帝驾崩，宫中有宦官勾结外臣，意图拥立楚王赵元佐，是时任宰相的吕端坚持不可，最终才使得赵恒顺利登基。
有这么一位靠山，再加上张士逊平素为人谨慎，始终和寇准等人保持距离，没有太密切的交情，这才逃过一劫。
当然，张士逊自己也明白，情分总是会用尽的。
所以，他这些年一直低调的很，在枢密院中，以曹利用马首是瞻，其余诸事能躲则躲，以求保身。
原本赵祯以为，这次丁谓和王曾的针锋相对，仍旧是丁谓一党和冯拯，王曾的暗中较劲。
但如今看来，似乎不是？
也对，能够位列在这崇政殿中的人，又有哪个是简单的人物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丁谓这次的胜利，只是他个人的胜利，对于别的的宰执大臣来说，其实都没有好处。
因为，这种文书批答的方式，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那就是，依赖于宦官的内外传送！
如今太后身边最受信任的宦官有两个，分别是张景宗和雷允恭。
其中，张景宗掌皇城司，时常出宫办事，所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