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4日 星期二
上午九点，虹口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
电话铃声响起，藤田一郎提起听筒，对面响起他新京战友的声音：
“藤田君，我是江沢（ze二声）雅正。”
“江沢君，这么快就有结果了？”
“是，我找人去新京警察厅查过周春生的档案，和你说的完全一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你有没有去查过他在我们情报科的审查资料？”
“我亲自去的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科（情报科），他们调阅了新京警察厅所有高层官员的审查资料，里面唯独没有周春生的。”
“没有？怎么可能，新京警察厅副厅长的位置不经过情报科审查绝不可能放出去，怎么会这样。”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有人混进情报科偷走了他的资料，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性极低。第二这个周春生是我们的人，不过具体是哪部分的不清楚，但是他的级别一定很高。”
“我们的人？”：
藤田一郎脑中一片混乱。
“藤田君？关于周春生的调查只能到这里，以我的级别不可能再向上触碰，还有什么需要我查的吗？”
“藤田君，你在听吗？”
藤田一郎有些回过神：“嗯？你说什么？”
“我说还有什么需要我查的吗？”
“哦，没有了，谢谢你江沢君。”
“好的，那你什么时候能到新京来，我们差不多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吧！”
“快了，等我把上海的事处理完就会过来。”
“好的，那我们新京见。”
“好，新京见。”
挂断电话，藤田一郎瘫坐在椅子上。
他想了很多种结果可从来没想到周春生是自己人这种结果。
如果周春生是自己人小楼又是他带队袭击的，那么周春生的目标就不是小楼而是他——藤田一郎。
可自己又不认识这个周春生，两人的年纪更是差了许多，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家族仇杀。
江户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明治政府颁布了《废刀令》，规定除了着礼服的官员、军人以及警察外所有人禁止佩刀。
武士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也被严重打压，中级和下级武士完全沦落到平民阶层。
即便如此，很多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家族仇恨并没有因此消亡。
藤田一郎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曾祖父是加贺一刀流的传人，毕竟他所练习的刀法标志性太强根本没法隐藏。
其实他们一家就是加贺家族的人，【藤田】是为了隐藏身份在逃避追杀过程中后改的姓。
加贺家族作为德川幕府家的马前卒因其刀法阴狠成为了专门帮助德川家暗杀政敌和反对者的工具。
他们家族的武士杀害的每一具尸体身上都留下了相同类型的伤口非常容易辨认。
德川幕府倒台前，藤田一郎的曾祖父知道没了靠山一定会遭到仇敌清算，便带着自己一家从京都逃到九州岛并且改姓为藤田。
藤田一郎仔细回想自己到上海后做的每一件事，确认自己在出租车司机身上留下的伤口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周春生是警察局的副局长经手过这件案子自然也见到过尸体，他在确认自己的身份后找到了自己的行踪，然后带队袭击了小楼。
周春生是上海警察局的副局长，土肥原贤二不可能不查他的底细，而要查他的底细最终必然会去关东军司令部的情报科。
也就是说土肥原很可能知道周春生的身份，怪不得不让自己去查他。
要是土肥原知道两人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家族仇恨是会放任不管还是帮某一方？
藤田一郎不认为土肥原会帮自己，他更不认为自己和周春生决斗会占到便宜。
他心中生出了退意，只要回到关东军中周春生就不可能伤到自己。
不过最终武士的骄傲战胜了退意，他决定趁着自己现在还在暗处先查清周春生的身份。
确认他是不是杀死佐藤的凶手，如果是的话就找机会先下手为强除掉他。
下午三点，大西路67号
丁默邨和李士群坐在正厅的孙中山像下一边喝茶一边低声交谈。
“我找到新地方了，忆定盘路95弄10号（今江苏路95弄10号），在一条巷子里面，车子可以开进去，但是要出去的话要么倒出去要么进院子掉头，只要找几个人守住弄堂口就绝对安全，你要不要抽个时间去看看？”
“不用了，你确定没问题就行，等那边整理好我们就搬过去，你看下这个。”
丁默邨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李士群，李士群打开看了一会后问道：
“计划倒是个好计划，但是租会场为什么这么贵？要三万法币？外面找不到便宜地方了吗？我们一个月活动经费也就十五万，还有这么多人要养活。”
“贵点倒是无妨，关键是物有所值，这个计划成与不成全靠这个会场，要是能打着工部局的旗号还怕钓不上大鱼？钱这块我去和日本人谈，毕竟是意外支出，不能全从我们的活动经费里出，他们最少得出一半。”
“行吧，那到时候我们直接抓人？”
“那可不行，工部局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有名单还怕他们跑了？秋后算账就行。”
晚上七点，虹口区的一间居酒屋。
傅雅惠和丁默邨相对而坐。
傅雅惠将丁默邨给他的纸递了回去：
“丁先生，你这个计划成本有点高啊，一个下午就要花五万？”
“傅小姐，如果能用工部局的礼堂还怕抓不到大鱼，再说这五万也不是你们全出，我们两家一家一半，你那本杂志虽说现在可以收支平衡甚至有点盈利，但都是靠骂日本人挣的长久不了，五万能够一劳永逸不算贵吧。”
“行吧，我先给你们两万，抓到大鱼到时候再追加，哪怕全部我这边出都行，要是抓不到剩下的你一分也拿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