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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1 / 3)

明宣五十年十月,正值多事之秋。

最近,朝堂上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则是皇上以丁和泰有病为由,将其的步军统领之职解去,同时任命黎多科为步军统领。而丁和泰被解职没几天,皇上便在喜秋园召见诸位文武大臣等,宣称:“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将何为也?”于是,当场逐个质问刑部尚书柳世武、兵部尚书容通文等。众人矢口否认结党,皇帝帝令锁拿候审。另外,命将已经解职的步军统领丁和泰,拘禁宗人府。

这是皇上对皇太子结党的一次重大打击。

而起因,则源于有人向皇上进言说,“太子的门人越发放纵,甚至还有什么‘天无二日’的狂悖之言!”

这言之凿凿的指控,分明就是在暗射太子有谋逆之心!此心思不可谓不毒辣。

时至今日,皇上和太子之间早有隔阂,而皇上心里最最担忧的无非就是太子按捺不住,有不臣之心!所以这一进言,无疑是击中了皇帝的痛楚!

太子被打击,又岂会甘休!查出了向皇上进言之人,他便开始了他的报复!

不久后,第二件轰动朝野的事情发生了。

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新科编修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皇上遂命刑部审核此事。刑部官员从《南部集》中找到了“罪证”。

其实这些个罪证,多是穿凿附会。

戴名世是在明宣四十八年以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史馆的编纂工作。此次因《南部集》中录有前朝大经之事,他记录颇多,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多有冤屈。

当时,因为前朝大经的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前朝大经之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前朝大经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明宣四十一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部冈,遂命名为《南部集偶抄》,即著名的《南部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得知己无数,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而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

很多人觉得戴名世之所以被弹劾,主要是因为他为人孤傲不羁。平日,他对达官贵族和那些所谓“欺世盗名的无耻文人”表现出的痛恨以及轻谩。还有,他在《南部集——北行日记》中就说自己常“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这些犀利的言辞,难免会触动一些人的“隐疾”,所以遭到忌恨。

但事实并不止如此!

忌恨或许是个理由,但还不至于闹到如此田地。

此事的爆发,有一个更大更根本的原因——戴名世的好友,是何焯!

何焯此人,是有名的书法大家,他与陈重光、姜晨英、汪士鸿并称为明宣年间“帖学四大家”,而且他还是皇八子秦空的老师。此事引发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太子为了之前的事,怀恨在心,耿耿于怀,势要打击皇八子一党!

说到底,这两件事情都是皇储之争的延伸而已!

“南部集案”发生后,由于涉及面太广,打击范围过大,士子之心不稳。而此刻,正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有折子递上说,江南又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大案!

奏折中说:“江南本届乡试出现了舞弊大案,副主考官赵晋受贿十万两纹银,出卖举人功名。阅卷官王曰俞、方名合伙作弊,正考官左必蕃知情不举有违国法。为此江南士子大哗,舆论纷纷,民愤难平,请求从速查清弊端,严办贿官,以定江南士子之心。”

这封奏折好似一个晴天霹雳,使皇帝震惊不已!

皇帝万万不愿相信,在江南礼仪之乡会出现这样的劣迹!

但是,事情好像专门和他开玩笑一样,皇帝又于密奏卷内发现自己最宠信的坐探、苏州织造李述的奏折,详细地讲述了江南科场舞弊,民情鼎沸的情况。奏折中说:“举子们出于义愤,把考场匾额上的“贡院”两个字涂写成了“卖完”,还有一群考生竟将财神庙里的财神泥像抬到了夫子庙里,江宁城内万人空巷,观看考生们抬着财神爷游街。”

皇帝看到这里已经怒火填膺,偏偏在奏折里面又飘出了一张小纸条,是李述抄录的一幅揭帖对联:“左丘明双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这分明是指斥主考官左必蕃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副主考赵晋胆大妄为,贪赃枉法。

此时,皇帝再也无法忍耐了,手中的龙泉窑青花茶杯,被他狠狠地掷在地上,摔得粉碎。侍候在旁的宫娥和内侍都吓得魂不附体,他们齐溜溜地跪下,战战兢兢地轻呼:“万岁息怒!”皇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挥手令他们退下,自己坐在龙案前发下了一道御旨:“令户部尚书张鹏翮、漕运总督赫寿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江南,务将科场案彻底查清。”

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是在凌晨接到皇帝的圣旨的。他自知皇上一向对自己绝对信任,而且他也知道当今皇上平生最重视笼络天下士子,之前的“南部集案”已经动摇了士子之心,若这次自己负责的科场舞弊案再不能彻底查清,必然会遭到皇上的痛责严苛!于是他不敢怠慢,接旨的当天下午就与赫寿一起赶赴江南。路上二人议定,一定要快刀斩乱麻,将行贿的人犯一起缉拿严惩。

由于这个案子发生在江宁,为了避免江宁有关人员的纠缠,也为了不受江南各衙门的干扰,他们决定不在江宁审案,而将行辕设在扬州。第一次会审是在扬州钦差行辕进行的。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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