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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浮沉雨打萍(3 / 4)

痛恨战争痛恨斗争,可是希望却又只能寄托于斗争寄托于革命。她不明白革命为什么会夺去养育她呵护她长大的叔父,她不懂这么为人民的党却让她失去了最爱的亲人。那是她心中的英雄,是她最亲最爱的人啊。她的心自从叔父被杀后一直如在烈火中焚烧,她脱身不得,被困其中只剩下煎熬。也已泪流满面的陈子美走出,对着少女深深鞠了三躬,“您放心,党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儿女的,我陈子美今日立下誓言,一定会为高将军讨一个公道,求一个正义。倘若我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做到,我会将枪给你,请你枪毙了我,这是我的承诺,矢志不忘。”说罢,陈子美将藏在腰间的枪递给少女。“这是我的承诺,请你收下。”少女噗嗤一笑,如身边的荷花一样耀眼,“谁要你的枪啊,你可记得你的承诺,我等着你实现,我可一直看着你呢!”说完这句话的女孩,感觉浑身的冰雪散去,周身的冷刺也被消除,第一次陈子美感受到了这个女孩的温暖和热情。

在深入农村和农民交谈走访中,陈子美发现农村农民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写不出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世世代代受穷的日子,对于地主富农的钟鸣鼎食与自己所受剥削和压迫也觉得天经地义。如何才能在“铁屋子”一样的农村点燃革命的火种?他深知,只有教会这些握惯锄把子的农民们读书识字,才能给他们讲明白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只有广大农民群众都有了觉悟,中国的革命前途才有希望。陈子美深感农民普遍觉悟不高,扫盲任务艰巨。他十分认同老师李大钊的见解,认为农村地区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陈子美牢记老师李大钊的话:“把中国的农民发动起来,中国革命就有前途了。”于是,陈子美在灵山附近开办“平民夜校”,学员多为村里的青壮年,还有些无钱上学的贫家少年。他担任夜校教师,所教内容多是一些简单的字,再后来就渐渐加上国内外时事,并借机宣传马列主义、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陈子美努力的启发民智、争取民权,点燃信阳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

陈易安在哥哥的带领下也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她夜晚认真教学,白天组织妇女给红军家属代耕代种、做军鞋。陈易安还常常化装成提竹篮卖针线的妇女,出入灵山寺、莲塘寺以及朱堂境内的白云寺、观音寺等寺庙旁,侦察敌情,搜集情报。陈易安又是一位红色宣传员,她演唱的《送郎当红军》十分感人。凡是经她宣传过的地方,总有一批批热血青年,积极参加红军队伍。她经常到红军医院去探望伤员,给伤员洗衣服、换药、端茶送饭。

“平民夜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早期革命斗争形式,在启发民智、争取民权的斗争中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为大别山区农村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那时候,信阳农村普遍成立了农会、妇救会等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移风易俗等运动。农民也能够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了。夜校教育人们移风易俗不收彩礼,“有房无房你也别提,搭个窝棚也将就地;有盖的没盖的你也别提,铺着毡子盖着席也将就地……”;教育人们放平心态不要攀比,“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了推车汉……”。那时候庄户人家有几个能念书识字的?进夜校一不收费,二不耽误农活,三可以读书识字,农忙时三六九上学,冬春农闲时每晚都开课,农民都非常乐意,也都纷纷成为陈子美和陈易安兄妹俩的学生。

高怀英看着这个能文能武一心报国的男人,被他感动,终于放下心中的成见,璀璨如同朝阳的女孩就这样加入了陈子美的便衣队,也参与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两个人并肩扶持,一直到革命胜利,大别山薪火相传的佳话从来没有断过。

而二妹陈易安也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人曾成采。他曾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受教于校长陶行知,对于校长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传承这一思想。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并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助了各类新型学校。因信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后来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并终生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求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却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起开荒并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列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

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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