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
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个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明代的给事中官阶虽小，但是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
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这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明代起初，照理说，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但后来，历代有皇帝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阁权虽重，官阶还是低，仍只有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或经筵讲师（皇帝的老师）兼。虽然官阶低，然照制度正轨论，这群人是尊贵的，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提并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由他们“条旨”/“票拟”，皇帝“批红”/“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
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则并无办法。
比如遇到怕事偷懒的皇帝，自己不批公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我前两年看过《明朝那些事儿》，能感觉到作者对太监深恶痛绝。可以想象太监自身的遭遇，如阉割，决定了这类人必然非常人，有着独特的心狠手辣和惨无人道。）
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可见，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这一制度实在要不得。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后人遵守了，但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行省制度始于元代，行省即行中书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比如说地方出事了，中央就派官员去地方，无论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制中国。因为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的内在精神：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
到了明代，已废中书省，所以没有行中书省了。把行省长官改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
元代是吧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变成行中书省。明清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
梳理一下，明代一省分为三个司：一个布政使（藩司），管行政；一个按察使（臬司），管司法；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藩臬两司下，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县。由此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不仅官少，而且官小，县官被压得很低。县官奉承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
三司上面还有更高一级的官，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不是常设的官，有事才去地方，但到了清代，总督巡抚变为永久的，因此地方行政越来越坏了。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由上面层层加码带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主要是吏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班业务的，大概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官和吏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明显的划分。明显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追溯，弊病出在元代。
官和吏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
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子里还很深。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子里，除开职业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行业与行业之间，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
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来当胥吏。
胥吏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
大抵中国政治界里吏胥所经营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舞弊作恶。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