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噽似乎是看出了庆忌内心的忧虑，旋即开腔道：“大王，臣以为治粟内史所言，颇为不妥！” “吴国终究不是齐国，吴之变法，不能全盘效仿齐之变法。” “我等只是借鉴，而非抄袭！齐国早在管仲变法前, 就坐拥鱼盐之利，土地肥沃，人口甚众，我吴国则不然。” “吴国虽同样靠近大海，有鱼盐之利，但不似齐国一般接壤于晋、卫、鲁等中原列国。内地少产食盐, 故而多自齐地购入！” “而接壤于我吴国的国家, 莫非楚越，还有如钟吾、徐、钟离等楚国的附庸之国，或与我吴国有嫌隙，或自己就能盛产食盐。” “如此，吴国岂能与齐国同哉？再者说，吴国地广人稀，赋税本就不高，再轻徭薄赋，唯恐国府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矣！” 闻言，包括庆忌在内，季札、计然等一众大臣都不由得点了点头，颇为赞同。 范蠡则是道：“予民生息，轻徭薄赋，藏富于民是必须的，我吴国的确不能全盘效仿管仲变法！” “是故，大王, 臣以为吴国可在管仲变法, 征收赋税的基础上，划分商税与田租税（农税）！” “商税上，吴国两年征税一次，上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 “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 “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遇饥荒不变！” “田租税上，大王可将赋税征收额度定为什五税一。不论是否丰收之年，一律十五税一，如遇饥荒，则免税！” 听到这话，庆忌在暗自思衬一阵后，旋即微微颔首，道：“善！” 对于范蠡划分商税与田租税的这一主张，庆忌十分赞同。 毕竟，商贾可不同于农民和其他百姓（贩夫走卒）。 碰上灾荒之年，遭殃的普通的黎庶，商贾受到的影响不大, 甚至于一些黑心的粮商, 还能以此囤货居奇，大发横财！ 当然，商税的概念早已出现，并非是范蠡第一个提出来的。 商税，对商人贩卖商品及其他商业行为所征收之税！ 商税起源于西周，当时失去政权后的商朝遗民，多从事贩运、买卖商品的行业，俗称商人。 国家对其征收的税主要有关市税和山泽税等！ 市税又分级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 山泽税是对矿产品、兽皮、齿、角、羽翮、鱼、盐等物征税。 后历代均征收关市及山泽税(或专卖)！ 在这个时代，包括吴国在内，天下列国在集市上设有专门主管收税的廛人。 税种有五种：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 其中絘布是对市场上店铺征收的占地税。 总布是对无房屋而占地的商行所征收的地皮税。 质布是对买卖间贸易券契使用不但征收的罚款。 罚布是对违反市场禁令的商人征收的罚款。 廛布是对借用邸舍（仓库）或场地存放货物而征的税。 这些税收都收取铜铸币。遇到灾荒和瘟疫，商税则免收！ “大王，不将商贾与其他黎庶一视同仁，是否会引发商贾不满？” 太宰季札颇为担忧的问道。 “太宰多虑矣。” 庆忌微微一笑，道：“适才大司马就提出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既然划分了阶层，对每一阶层所征的赋税，自然要因人制宜，不可一视同仁！” “大王英明！” 伯噽、伍子胥等大臣不由得称赞一句。 由此，庆忌基本上敲定了吴国变法的征收赋税政策！ 两年征税一次，对商贾按照上、中、下三等之年，征收不同程度的赋税。 具体情况，酌情而定！ 所谓的上、中、下三等之年，并非指的是国家财政的好坏，而是每一商贾在那一年的收入好坏！ 这需要有专门的官吏负责监督，时刻查账，以免有所疏漏，让黑心的商贾蒙混过关。 而在田租税方面，庆忌对于吴国的农民可谓是十分体恤的。 他将赋税征收额度定为“什五税一”，即1/15。 比后来孟子所提倡的仁政税制“什一税”（1/10)还要优越！ 在这个时代，能在征收田租税上做到什五税一的国家，基本上没有！ 列国普遍的田租税，大多是五税一、三税一或者五税二！ 没有征收到二税一的田租税，已经堪称是轻徭薄赋的，盖因这其中还有着不少的苛捐杂税。 历史上田租税率最低的朝代，是汉朝，三十税一！ 即征收土地收获总量的1/30。 三十税一可以说是相当轻的一种赋税，除了高于唐代一度实行的四十税一的赋税之外，均低于其他各代。 不过，虽然汉代田租税很低，但其各种人头税却远高于田租税！ 这时，作为太宰的季札不得不出声道：“大王，既然已经降低田租税，不知口赋（人头税）是否一并降低或免除？” “不可。” 庆忌还没说话，在一侧的范蠡便沉声道：“口赋是我吴国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断不可降低，更不能免除！” “大王，臣以为，对于口赋，吴国非但不能降低或免除，反而还要增加，以弥补田租税十五税一之不足。” “这……” 季札不由得一阵错愕。 庆忌闻言，心中都倍感迟疑！ 人头税，即口赋，是国家对人身课征的一种赋税。 西方早在罗马帝国时就有此税！ 这个时代，同样存在人头税，或轻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