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 这一群体，在明朝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按照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二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明代的皇帝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 如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朝中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民生，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 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于朝野上下都能起到震慑作用。 只可惜，在明代中后期的时候，言官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各种言官冒死上谏，以挨廷杖为荣，被处死，还能流芳百世…… 这不是畸形了吗？ 庆忌不得不引以为戒。 毕竟言官的职权过于特殊，风闻奏事，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报告到国君的跟前，岂不是让庆忌忙死？ 难道，庆忌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吗？ 他又不是受虐狂！ “善。” 庆忌坐于陛台之上，挥了挥手道：“设立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事宜，不必再议！” “为人君者，当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寡人朝中有如此之多的贤臣，稷下学宫亦有数千士子敢言直谏，寡人何愁言路被堵塞？” 闻言，群臣都不禁纷纷下跪，高呼道：“大王明鉴！大王万年！” 但是，治粟内史曾点，并不打算放过庆忌。 “大王，臣以为，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可以不设立。然，大王身边，朝中应该有诤臣，即谏言之官！” 曾点显然是有备而来，手持牙笏，朝着庆忌躬身作揖后，朗声道：“凡择诤臣，当以三事为先：其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为诤臣者，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臣附议！” “臣等附议！” 诸如孔丘、冉耕、子路等儒家学派出身的大臣，都纷纷下跪，请求庆忌设立“诤臣”。 所谓的诤臣，其实跟言官是一模一样。 在晏婴给庆忌所上的奏疏中，也提出来，要设立“诤臣”，以在国君身边进谏言，以使国君明辨是非、曲直、得失，然后改正…… 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庆忌如何能答应？ 按照曾点的说法，这诤臣的挑选标准，可谓是十分苛刻的。 诤臣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 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总而言之，品行、才识不可缺失。 能当上诤臣（言官）的，都是一群要名不要命的狠角色，譬如魏征、海瑞这些千古名臣。 庆忌能设立“诤臣”，来纠正自己或者是后世君王的得失吗？ 未尝不可。 只是，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庆忌，略有不满。 比起这一诤臣言官制度，庆忌宁愿设立敢谏之鼓，以及诽谤之木。 为何？ “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形式不同，功能则一。 “谏鼓”、“谤木”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 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广开言路，倾听民意，鼓励民众积极进言、谏言，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 所谓敢谏之鼓，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若有人击鼓进谏，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 但其中的“敢”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 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 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 若二者缺一，“谏鼓”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 尧帝之后，舜帝继位，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诽谤之木”。 这里所谓的“诽谤”，并非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之意。 放言曰谤，微言曰诽。 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 因而“诽谤”一词，仍有进谏之意。 舜设立“谤木”，即是为让天下黎庶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与“谏鼓”相比，“谤木”的兴起，说明黎庶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变得只敢在“谤木”上间接发表谏言。 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 “不妥！” 这一次站出来反驳的，不是邓析，而是御史中丞伯噽。 在见到庆忌迟迟没有表态之后，伯噽就知道自己的国君，此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拱火”，故而毫不迟疑的挺身而出。 只见伯噽义正言辞的喝道：“国君身系一国之兴亡荣辱，王即国家也，身份何其之尊贵！” “怎能让人非议？” “若利弊得失也，自有公论，我王自有决断，何须他人指正？” 一听这话，曾点不禁哼了一声，不屑的说道：“御史中丞此言差矣！”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大王虽为国君，却也是凡人，何不能有敢言直谏之诤臣，从旁进言，以匡正过失？” “呵呵！” 伯噽冷笑道：“治粟内史，你若非要让大王设立‘诤臣’，我伯噽毫无异议。” “只是这诤臣，请让伯噽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