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先生的想法肯定可以实现，只是需要时间沉淀。” 他恐怕无法想象以后每年大学毕业生已经多到爆炸。 蔡元培问道：“听说这次先生是要去武汉拜见张之洞大人？” 李谕点点头：“没错，路上应该还会去一趟湖州。” 史量才讶道：“湖州？” 李谕把皕宋楼的事情告诉了一下他们，史量才是个报人，敏感性很强，一锤桌子道：“欺人太甚！咱们的好东西流失的难道还少吗！这件事我一定要登在报上，绝不能让日本人得逞！” 李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传播开，更多人知道，才能有办法。 而且上海及周边苏杭地区非常富庶，总会解决。 蔡元培对身旁的李叔同说：“息霜，你也想想办法。” 李叔同摸着手边一根松枝说：“师傅有命，自当遵从，而且关乎国家，毫无怨言。” 蔡元培对李谕说：“息霜可是富家子弟，家中有钱庄，说不定就能帮上忙。” 李叔同出身天津着名的“桐达”李家。父亲李世珍曾官至吏部主事，之后辞官继承父业，经营“桐达”钱庄和盐务，成为津门巨富。 李叔同是他父亲的老来得子，68岁时才有了李叔同。 据说李叔同降生之日，有喜鹊衔松枝送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是佛赐祥瑞。所以李叔同就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终生不离。 李家自小笃信佛教，李叔同也打小就可以背诵《大悲咒》《往生咒》等佛经，在家常与三弟一起学僧人做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或许这也某种程度上种下了他今后出家的因果。 只不过如今的李叔同是个绝对的富家公子哥。 而且是个比较有想法的公子哥。 戊戌变法时，李叔同为证自己力挺变法的决心，特地刻了一方私印“南海康君是吾师”，随身带着。 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缉拿余党，他也跟着遭殃，上了通缉名单，无奈之下，只能携母亲避祸上海。 但他家在上海也有钱庄，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手头相当阔绰。 关键李叔同也的确有才情，如今他以富家公子身份，与沪上名流交往，文人雅士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五光十色。 李叔同说：“我对周边也算熟悉，如果先生想去湖州，我确实可以帮上忙。” 李谕感激道：“多谢。” 李叔同忙说：“先生不用谢，这点小事，何足挂齿。” 说话间，饭店也开始上菜了，不少还是西餐，蔡元培说：“难得来到汇中饭店，咱们必须尝尝洋餐。” 李谕上辈子也来过外滩，不过真没在和平饭店吃过饭，只知道非常高大上，价格也有点让人望而却步，早餐都要两百多。 今天请客的不出意外应该也是李叔同了，这一桌子明显他最有钱。 史量才端着咖啡：“尝尝这个，正宗的洋茶，叫做咖啡，味道独特。” 李谕当然吃过许多次西餐，但如今普通人想吃西餐还真不太好找地方。 史量才也没忘抓紧机会向李谕约稿，李谕欣然答应。 饭后，蔡元培带着李谕等人去南洋公学参观。 一进校门，李谕就感觉有点奇怪，纳闷道：“为什么这么冷清？难道放假了？” 蔡元培苦笑道：“先生有所不知，之前学校发生了一起墨水瓶事件，好多学生退学了。” “墨水瓶？”李谕不明所以，“什么墨水瓶？” 蔡元培解释说：“是去年的事情了，当时公学五班上课时，文科教习郭镇瀛到教室后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个墨水瓶。” 李谕说：“这有什么奇怪的？” 一旁的李叔同则说：“是个空的墨水瓶。” 李谕明白了：“难道是嘲讽教习胸无点墨？” “没错，”蔡元培说，“郭教习当时大发雷霆，但全班无一人应对。然后郭教习竟然就要将离他最近的前排三名学生开除，理由是知情不报。” 李谕愕然：“这个处理有点过激了吧。” 李谕上过那么多年学，自然知道学生心性，尤其是十几岁的初中生，是最难管教的，搞点恶作剧真是太正常了。 不过这个郭教习显然是个非常传统的人，一点玩笑都不吃，直接小事化大，处理方式堪称粗鲁野蛮。 蔡元培说：“确实，毕竟是新式学堂，教习怎么可以一点事就随便开除学生。所以五班学生们到学堂总办那儿抗议，谁知总办竟然又以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的罪名将五班全班学生开除。” 李谕更觉得荒唐：“把全班都开除了？” 蔡元培叹道：“不止如此。全校学生得知后都觉得愤慨，于是都要罢课。我从中极力斡旋，但仍有140余名学生想要罢课，哎！” 李叔同几人道：“不瞒先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是蔡教习经济特科的学生，念在蔡教习含辛茹苦，否则我们几人也会罢课。” 李谕说：“学堂的处理方式堪称负面典型，简直失败透顶！只是可怜这些学生！” 李谕是真没见过这么当校长的，都不是不称职了，完全是误人子弟。 章士钊说：“好在蔡教习积极奔走，成立了爱国学社，这些学生如今也算是还有书可读。” 爱国学社虽然时间很短，不过影响也不小，也可以说是革命萌芽。 李谕赞叹道：“蔡教习高义。” 章士钊又说：“这些学生咽不下这口气，在我的《苏报》上发了不少文章，甚至联名发表《南洋公学退学意见书》，公开控诉南洋公学反动的守旧教育制度。” 南洋公学的事件算是一个导火索，此后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