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搞呢，其他再跟着一起上，极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到时候大家只能卷铺盖卷溜之大吉。 某些人会说了，北海镇拳头大啊，那还不想怎么着怎么着？民智不开，普及教育就好了。问题是那也得有段时期才行。北海镇的基础教育固然搞的不错，尤其是北海军，识字率高达97%。但和整个带清三亿多老百姓比起来，连根毫毛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南面还有一千万熟读孔孟之道的读书人。 卢梭说过一段话，即便赵新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却也承认对方讲的很有道理。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大到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 要知道服从某个政权的统治和承认这个政权具有统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由暴力产生的屈从不会让被统治者具有从心底认可的政治义务，一旦赖以维持的暴力基础被削弱，自然会有人起而推翻。物质或情感的动机可能出于习俗、畏惧和惩罚的情绪，但人的心理层面的情况往往是多变的，不能构成统治的可靠基础。 《孟子》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不是说北海镇的武器厉害，把满清收拾的满头是包，把沙俄打的跟孙子似的拓地万里，就能证明北海镇有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里根本就不看重这个。否则的话，当初蒙元也好，满清也好，南下打统一战争的时候，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反抗。 那么摆在陈青松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权在古代中国才具有合法性？答案显而易见。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论里，不管是皇帝亦或是大臣，仅是政治上的一个官位，大家只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天子不尽职，不胜任，大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 以汉唐宋为例，汉代是宰相首长制，唐代和宋代是宰相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后来改称中书门下。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在除了满清以外的中国传统政治里，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然而后世的无数人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 实际上纵观东西方政治，要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精确的线非常困难，而且无法说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因为只要把君主的权力限定在仪式化上，二者其实差别并不大。君不见另一时空历史上，拉美那么多搞军人独裁的国家都说自己是民主共和国。 之后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北海镇要搞的虚君制，如何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说实在的，政治哲学问题陈胖子并不擅长，毕竟他当年在体制里的工作是副职，属于务实而非务虚。他越想越复杂，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纠结起君主制的合法性来了。于是他忍不住去找了汪中，就治统的合法性问题做了请教。 身为顾炎武的嫡脉传人，且对先秦典章制度深有研究的汪中没有直接回答陈青松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两段典故。 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本国人采取阴谋、暴力之方式改朝换代，一种是外族入侵建立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的统治者在面对合法性问题时，都会陷入一个窘境，即一方面自己的统治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又必须建立乃至维持形式上的合法性。 造成这一困境的，是源于汉景帝时期的一段对话，后来被司马迁写在了《史记》里。汪中讲的第一段就是这件事。 当时代表儒家的辕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黄生在汉景帝跟前讨论了一下什么叫“君臣大义”。结果自此之后，关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禁区，汉代以后的学者们都不敢再碰。大家唯一敢喷的，就是上古三代真是好啊真是好，被咱们取代的前朝真是渣啊真是渣！ 二人争论的实质是政治合法性中“形式”和“目的”之间的冲突。辕固生从目的来论证汤武受命的合法性，黄生从形式来论证汤武弑君的不合法性，而作为裁判的汉景帝则处于“臣妾做不到”的境地。 先秦诸子早期的政治合法性采用了“天命论”的方式，也就是将自己的祖先神化，他们作为神的后裔也就自然而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其重点在于形式的合法性。不过随着“桀纣”这两位著名暴君的出现，目的取代了形式，黄老之说的“天道”和“道”这两个概念占据了政治合法性讨论的中心地位。 如果汤武诛桀纣是合法的，虽然汉可以就此证明其取代秦的合法性，然而他人亦可以之论证取代汉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造刘家的反那是应当应分的；如果是不合法，那么把刘邦置于何地？他可是秦朝的亭长，妥妥的乱臣贼子。 陈青松若有所思的听完，汪中随即又讲起了第二个典故，那就是发生于雍正七年的“曾静投书案”。这事很多后世的中国人都听说过，陈青松也知道，雍正为了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前年他在黑龙江城视察的时候，甚至还见到了吕家的后人。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汪中没有从文字狱和华夷之辨来说，而是围绕着“目的论”和“形式论”来讲的。 汪中的评价是，曾静这个人既傻又不傻。说他傻，是因为此人迂腐好古，以为凭着“华夷之分”的说法就能打动岳钟琪；说他不傻，是因为他在《知新录》中一些想法没错。他的观点与辕固生之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形式论”来讨论统治合法性问题。 话说从儒家的“道统”上来说，士人阶层历来都自认为是承绪道统的代表；所谓道义若在，民心必向，民心若向，天命必归。而从这个逻辑上讲，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