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恐龙乐园玩得太疯，我又纵容她吃了冰淇淋，徐伦回来便嚷嚷着头疼。
家庭医生来看过之后，只嘱咐了多休息，多喝水。并没有开药。
不久后她开始流鼻涕和咳嗽。症状越来越重，我说至少给她吃点惠菲宁或者用点Flonase通鼻子，珍妮弗却跟所有美国人一样，认为遵医嘱，摄入大量维生素，睡觉，抗过去就好了。
为了要不要给孩子吃药的事，我们竟然吵了一架。最后她甚至说出了“你不是承太郎，你没义务来判断我的孩子需不需要吃药”这种伤人的话。
“行吧，珍。”我说。然后拿上外套摔门而出。
外面的草坪整洁又干净，邮箱是新漆的，上面按美式发音写着“Cujoh”这个姓氏。
我狠狠一脚上去，邮箱没有倒。
于是我又连着踹了好几下，直到把那不怎么结实的支架踹飞出去，在路上发出“哐啷啷”的声音。
“出了什么事，孩子？”
隔壁的詹姆斯太太从花园里探出头来，看了看四分五裂的邮箱，说道:“你们日本人不都是很安静的吗？”
我气得要笑出来，不禁挥舞着双臂对她恶狠狠地吼道:“我不是日本人，明白？！”
她像是受了惊吓似的往后仰了一下。
我没有理她。
太阳已经落山，周围渐渐被黑暗笼罩。汽车的灯光打亮了自动浇水系统喷水出来的水雾。
沿着社区的路走着，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心里感觉糟透了。
我究竟在做什么呢？在做一些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事。
想要离开这里的冲动是那么明显，坐地铁去城区，买一张飞往迈阿密的票，去看白色的沙滩和泳装模特儿。最后却在社区的儿童游乐场里坐了下来，伴着昏暗的路灯，百无聊赖地堆沙子。
二十分钟后，珍妮弗幽幽地叹息着出现了，裹着她的开司米披肩，打着一个巨亮的户外手电筒，照得我好像是被曝光过度的照片一角上面的可怜壁花少年。
“对不起。”她关闭了手电筒说道。
“徐伦呢？”我问。
“睡了。”她说。
于是我不再说话了。
“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话，”她说，“我对你那样发脾气不公平。”
“你爱JoJo，你很爱她。对不起。”
“……”
我想起了徐伦三岁生日的那天，她站在梯子上装饰墙壁，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
承太郎在电话那头简短而没有情绪地说他不能回来了。
我问他还好吗？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还好，不说了。却没有挂断电话。等了一会儿，他犹豫着告诉我，他被替身攻击洞穿了小腿。随后又说，并不严重。
就接电话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徐伦爬上了梯子，珍妮弗急着去护她，梯子翻了，两人一起摔下来。
我放出Rockferry接住珍妮弗，干伸着手去接徐伦。结果梯子倒下来，蛋糕毁了，礼物被砸碎了，我手臂骨裂了。
珍妮弗紧张极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来的。只是急急忙忙非要扯着我去看医生。
我说不需要。于是我们又持续为这事争执不休。
徐伦吓得直哭，家里乱成一团。
最后珍收拾着满地狼藉，问我刚才是承太郎的电话吗？
我说是。
她问承太郎在电话里怎么说。
“飞机延误了，”我回答，又加了一句，“他也很着急。”
于是她毫无预兆地崩溃了。把自己刚刚收拾整齐的桌布一把扯了下来，从摔了一地的瓶瓶罐罐和碎包装里面捡出给他准备的一副新耳钉用力扔出去，然后蹲下来大哭。
徐伦从我身边跑过去，一边哭一边给她擦眼泪。
……
离开回忆，我看着这个女人，心一下子就软下来。
她得支持伴侣，要大义凛然，要有自己的事业，还要当个坚强妈妈。
从徐伦出生，承太郎还要坚持读博的那时起，他们的婚姻就快完了。
珍妮弗不是露易丝莱恩。起码克拉克肯特愿意对着露易丝承认自己是超人，而承太郎从没告诉过珍妮弗他是替身使者。
“你知道吗？”我对她说，“刚才我差点就去迈阿密了。”
“两张恐龙乐园的票根不足以帮你坐上飞机。”她接道。
我掏了掏口袋，除了票根，还找到了两美金。
“两块钱去‘上帝召唤的等待室’，上帝会不会把你赶出来？”她笑道。
他们弗洛里达人把迈阿密叫做“上帝召唤的等待室”，我每次听见都瘆得慌。
“我的意思是你该给我零花钱了，妈妈，”我拍拍尘土站起来，“而且你刚才对上帝不敬。”
她挽上我的胳膊，用手电照亮了回家的路。
“别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是蕾丝边。”我试图从她手中抽出自己的手。
“你还有完没完？”她说着，自顾自地拖着我朝前走。
走到家门口时，面对四分五裂的邮箱，她给了我一个“你看着办”的眼神。
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先把它们全从路上捡回来，以免明天被这些好事的邻居投诉。
家庭医生第二次来的时候，给徐伦开了儿童用的泰诺——她在发烧。
珍妮弗忧心如焚，但一直到徐伦转诊到医院时，才试着给承太郎打电话。
起初，听见她主动给他去电话，他很疲惫，但很高兴。得知女儿发烧后，他开始着急，问了不少具体情况。然而当她说希望他回来时，他再一次地，像往常一样地，说了“不行”。
由于医生对抗生素的限制使用，徐伦很快发展到了支气管肺炎，小小的一团，烧得像烙铁一样，吃不下去东西，医生给输注了葡萄糖补充糖分。每隔一阵就要问爸爸回来没有，她好难受，是不是快死了。
珍妮弗反复往杜王町大酒店打电话，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