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机的问世并不能完全带动纺织业的革命，还得与飞梭配套。
可以这么理解，飞梭是加快织造效率，让粗纱变为细纱织品，珍妮机则单纯提供粗纱。
不过飞梭结构比珍妮机简单多了，朱怡炅只是跟黄五描述了一下，已经有经验的黄五不到两天便做出了成品。
这两样东西投入大明的纺业肯定会受到冲击，但却绝不会像当初英国那样受到纺工的暴力抵制。
无他，国情不一样。
英国首先是个资产阶级国家，这时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而且其本身国土面积小，地狭人稀。
所以压根没多少耕地可以用来种植粮食，全靠倾销海外殖民地，疯狂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来供养本土。
这也意味着整个英国大部分人口都是工人。
珍妮机能够与飞梭配合，极大提升纺效率。
不可避免，短期内必定会夺去大部分纺工人的工作。
直至英国发动工业革命，大量建设纺工厂，这个情况才有所缓解。
而中国这边，不仅政治体制还处于封建帝制，而且不客气的说，现阶段的中国对标世界列国，确实称得上地大物博。
纺织业只在江南地区才堪堪站得住脚，而且由于朝廷刻意管控，实际规模一直不大。
直到近一年，粮食渐渐丰盈才逐步放开。
而且还由于女人不便抛头露面的传统观念影响，整个江南地区的纺作坊并没有多少。
即便朝廷推广珍妮机和飞梭，也不会对纺织业造成剧烈影响。
与之提高的纺织效率和产能而言，那就更不值一提，完全可以接受的代价。
现在的大明不比满清，开海意味着广阔的海外市场。
哪怕不搞殖民倾销那一套，也能为大明攫取高额利润。
不过，也仅限于大明了，若是换做原先的满清，就算有人造出珍妮机也是基本没用。
都特么闭关锁国了，你提高产能有毛用，自产自销？
……
舟山海域。
现在已经成了大明舟山渔场，这里在后世也被称作中国四大渔场。
与之并列的还有新纳入控制的渤海海域，这里暂时属于前线，所以并不纳入大明渔场范围。
而今的明军水师，除去前线运粮乃至兵战的舰船，余下舰队已经全都转职当了钓鱼佬。
这很正常，大明这边长年缺粮。
沿海捕捞鱼货不仅可以填补粮食缺口，还可以趁机磨合新老水师军兵。
这些新兵说是新兵，其中不少都是这两年收编吸纳的沿海疍民。
水上作战本就不输于明军水师老兵，而且熟练掌握捕鱼技巧，对沿海海域情况的掌握也不比他们差。
如此，让他们带着闲置的水军战船捕鱼，可谓是物尽其用。
“起网咯！”
伴随一个闽南籍疍民水兵的吆喝，舰船上悬挂的渔网一下子收紧。
不少最上层的海鱼一瞬间被挤出水面，由于失水而不断挣扎乱动。
附近共有三十余艘战船，全都十分娴熟的将各自渔网收紧。
“传令下去，全军归航！”
看着麾下三十余艘战船都已收网，这支舰队的水师将官这才将嘴里叼着的南赣雪茄烟掐灭，并吆喝着下令道。
三十余艘明军海船就这么拖着渔网，得一直拖至沿岸，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捕了多少海鱼。
从明末至现代，沿海冬捕基本都是这般，使用拖网捕鱼，拖到岸边才知道捕捞多少。
只不过后世对拖网技术进行了改进，将之与围网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捕捞的鱼货量。
朱怡炅不会这些，甚至完全不懂捕鱼技术，所以这些战船还是按着疍民袍泽们教的法子来。
便连冬汛期捕鱼季，还是那些新兵袍泽告诉他们才知道。
三十余艘战船拖着巨大渔网返航，途中还遇到不少民间的近海渔船也在捕鱼。
且，小船多数是用钓，大船则基本全用渔网捕捞。
这些渔民百姓所以如此热衷出海捕鱼，不仅在于冬汛期，还在于朱怡炅下旨取消了渔税。
明清两朝都是有渔税的，具体可细分为人丁税、鱼课税、渔盐税、鱼苗税等。
有明一朝，明廷岁入有商税，鱼课、富户、历日等项，鱼课直接位居
这还只是起运京库及边地者，不包括存留府库之数，足可见其重要地位。
不过，重要归重要，但渔盐课对沿海渔民而言就是把沉重的赋税枷锁。
明初，渔盐课其实还好，主要是用于防备私盐泛滥。
但到了中期，地方官府往往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贪污）而多立名目、增重税额。渔民的课税负担越来越重，死绝逃亡的现象愈发严重。
而官府又隐瞒不报，改为将逃绝户之课分摊至仍存之渔户，这又加速渔民之逃绝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最关键的是，由于官府如此施为，私盐反而愈发泛滥，因为渔盐课实在太重，用官盐很明显不划算。
举个例子，崇祯年间朝廷居然要求渔民进贡貂皮等，与渔业完全无关的课税。
就特么离谱。
清袭明制，自然也继承了前明的渔盐课。
而今朱怡炅的大明已经有了新盐政，渔盐课的存在不仅压榨渔民，还会让私盐获得喘息生存的空间。
这怎么能行？
政策一出，没了繁重的渔盐课税压榨，那些沿海渔民百姓纷纷响应。
甚至不少海商都发觉有利可图，雇人雇船跑来捕鱼，再拖回去贩售。
如此，渔船增多，捕鱼规模变大，连海商也加入其中。
这些捕捞上来的海鱼大多都会被就地腌制晒干成咸鱼，且几乎每天都有渔船靠岸。不仅为沿海提供了大批就业岗位，还能极大缓解粮食缺口。
等沿海咸鱼腌制晒干，便会有内陆商船定期前来进货，然后销往各省地方。
这种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