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凌晨6点35分，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人死了。等我穿好衣服，骑上电瓶车赶到河边，正散去的围观村民们纷纷朝我挥手叫嚷着人已经被警察捞走了。我喘着粗气，独自站在河边吹了好一会儿风，才冷静下来重新骑上电瓶车赶往警局。我们这儿小县城，没有什么讲究的规矩，人不管在哪儿死去，都会是同一套流程。先抬，再放，后盖。
警局的停尸房我从没去过，平日里连警局正门口都没机会路过。骑着电瓶车到达警局时，我还坐在车垫上呆愣了片刻。直到警卫大叔探出窗口朝我询问，指了指旁边的口罩领取箱，提醒我不戴口罩不能进门。我跑过去拿到口罩戴上后，才想起来电瓶车后座箱里明明还存有几个新的一次性外科医用口罩。
随后，警卫大叔查看完我的健康码和行程码，让我先站在窗口处填完出入登记表，他去通知一下。又等了几分钟，才看见一个拥有一张国字脸的男警察从两扇贴着警局横幅的玻璃门里走出来。那时，我的脑子里还在回忆着哗啦啦泛黄的河水和河边湿漉漉的芦苇。
在一间异常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靠墙横躺着一具浮肿发白的尸体。我不敢走近，甚至有些惶惑。我站在门边上，远远望着她，她的脸浮肿苍白，本应生动活泼的美丽面庞变得僵硬木讷，还隐隐透着一股阴晦的冷意。男警察在一旁跟我核对完基本信息，向我说明了死因和调查结果。他说，确定是自杀，监控录像都有拍到，可以作为相关证据。如果我有疑虑，也可以调看。我摇了摇头。他指着尸体，表示可以让我独自进去多待一会儿。我又拒绝了。我不乐意待在阴冷潮湿的地方，她躺在这里，我不想跟她一块。男警察皱起了眉头，可他什么都没说。只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字确认。我至今想不起来，那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我只是迷迷糊糊地签了字，也没问为什么。
后来，男警察又领着我回到了办公室，一位女警察给我倒了一杯热开水，那盛着热开水的纸杯很烫，那女警察递到我面前时，我的双手下意识礼貌性的要去接，却被烫的一瞬间缩了回来。那女警把纸杯放到桌面上，提醒我要过会儿才能喝。可我好似没听到，就连刚才手指被烫的记忆也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抹消掉了。我紧接着再一次伸出手去拿纸杯，只不过这一次我没有立马反应过来，而是在被烫得十根手指尖都发抖的时候，才恍然收回双手，交握着放在大腿上，正襟危坐的聆听男警察接下来的吩咐。
“我们跟你朋友的父母沟通过了，现在疫情严重，他们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让你作为代理人帮忙办一下。”
“这尸体顶多只能在这儿放三天，你抽空看一下，叫人过来抬走吧。”
男警察尽职尽责地吩咐着后事，我静静听着。坐我旁边的女警察体贴的靠过来，右手轻抚我的后背，左手慢慢放在我交握的双手手背上，在我耳旁絮絮叨叨地轻声安慰着。我低着头，不发一言。
第二天，我就叫殡仪馆的人把她放进火葬场的大熔炉里了。
第三天，殡仪馆的人打电话问我，骨灰已装盒，什么时候来取。我打电话将这件事转述给阿姨，她不耐烦地承诺说自己回来会去火葬场交钱取。
回来，我不知道阿姨什么时候会愿意回来。她曾央求我为秀秀办一场简单的葬礼，而我拒绝了。国庆节期间，我在朋友圈刷到了她为秀秀办的葬礼，是一场只有12个人参加的简单朴素的小型葬礼。照片里他们12个人站成一排，身后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个花圈，两盆花篮，上面都挂着黑字白底的条幅用来纪念逝去的亡灵。站在阿姨右手边的那6个男人我全都认识，他们脸上表露出的神情都十分肃穆，他们的双手却空荡荡的垂在两侧，没有紧握成拳。他们看样子没有悔恨，依旧维持住了那一副人模狗样的体面。我特意没有去观察阿姨在这张照片里的表情，因为何秀和她长得极为相似，导致我现在害怕看到她的模样。我闭上眼睛想了想，还是决定动手拉黑阿姨的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