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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3 / 4)

上的情绪牵引着身体的行为。厌恶这种情绪更不需要任何理由。从那之后,我对父亲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只能默默承受。一个人眼中的恨意竟然会像火苗,至今为止,想起来依然觉得心慌。

“那好吧,我可以不喊他们吗,他们都无趣得很,连什么是甲骨片都不知道!”现在我出演的角色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自己,我惊恐地提出条件换取我想要的东西,似乎我从出生起就很会“交换”?用余生交换父母的恨意。

“然然,要向哥哥学学,宽容随和一点哦,你说的那些东西别说是小朋友了,连有些大人都不是很了解。小朋友小朋友的乐趣,他们了解的都是简单的快乐,而不是那些复杂的知识。再说,别老想那些没用的,又加不了分,也帮不了你上一所好学校。”妈妈扶着桌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果然一语成谶。童年时没懂得,此后我一生都没明白过。比如...拒绝,拒绝暑假的周六像猴子一样在草地上疯跑着玩捉迷藏,我既藏不好,也抓不到人;比如...简单的快乐,得到一只冰棒远比拿到一本书快乐;再比如...放风筝,风筝在天上飞翔,并不是真的会飞,我却始终搞不懂,手中的线要怎么松松紧紧才能飞得高,飞得远。我总是在一阵疯跑看到风筝飞起来之后,就放了手中的线。眼睁睁看着它在天上飞了一阵之后,缓缓飘下。如果一切都有其深意,那跌落的风筝就像是在暗喻我往后的人生:断了线、脱离了掌控。在父亲离世后,我时常梦到那一天,郊游回来后的晚上。那个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弥足珍贵的温暖,让我不敢轻易忘记:落地灯、沙发前,是夜。是他微闭着双眼,是我轻柔诵读,是切好的水果放在茶几上,是妈妈缓缓走来身披皎洁,用手抚摸着父亲的额头,轻揉着太阳穴。抚去疲累,揉碎烦恼,她把疲累和烦恼丢进月光里,他把柔软藏在余光中。这个画面在我脑中存放多年,从不敢忘却。

暖色的灯光,洒下的是那时我对未来的期待,此后再也没有的期望。也许在这之前早就埋葬了。还记得小时候上的数学课上,老师讲到的数轴两端的是+∞和-∞,只能无限趋近,却永远无法到达。我的快乐和悲伤也是如此。时间做筹码,境遇是天平。可是砝码盘的两端却永远无法对等。每当我感到快乐的时候,背后的悲伤却总是暗暗地增加算筹。快乐的时间越长,悲伤的次数就会越多。还记得小时候读过的书里,都说是非对错是黑白分明的,功过可以相抵。可是所有的是非却从未等量过,正确和错误本身就是两件事,换算公式永远不会是大于和小于,如果非要将它们列一个算式,我想中间的符号应该是不等号。在漫长的岁月里最无法定义的,除了是非应该还有时间。它不因谁而存在,也不会被谁独享。唯一永续。

风吹起长长的月,卷积着夏日的火红。客厅的落地灯在月色的倒影里频婆,晃动的雨水一声一声轻叩着门扉,迈进屋子里的人,她脸上的是雨水?还是泪水?满身的污泥,一道一道顺着雨衣滴在地板上。妈妈靠在沙发的一角,左手扶额,紧闭着双眼,无助的摇头。来时雨衣上的水珠,在暖黄色灯光的反射下在她的脸上。一闪一闪。一夜未眠的人是古希腊珍贵的大理石塑像,斑白的脸颊,光滑的易碎。是房间角落里只开一晚的海棠花,淌泪。是瑟瑟秋风镌刻在眉间,在冷光下摇曳。吊唁。

那天下了一夜的雨,早上醒来的时候窗外花园里的一棵玉兰树都被狂风吹得歪斜了。一瓣瓣椭圆形的白花,是无声的挽歌。站在阁楼的飘窗向前望下去,一群一群的人穿着黑色的礼服朝着大门的匆匆涌来,神情严肃。床头上的闹铃响过三次后,我被催促着快些洗漱穿戴,先是一只一只的手把我推进客厅。再是一双一双沉重的眼眸望向妈妈和我。就连茶几上果盘里的水果都挂着泪花,白色橡木大门上的红色福字,茫茫然地望着黑色的世界不知该祝福谁,晨雾中玻璃上的窗花也褪去了颜色,被妈妈一张又一张扯下。扔进垃圾桶里的窗花,卷着身子。一只只跳进窗台的白鸽,落在妈妈的袖管上,停在我的额前。一片花白。风一吹,只余一滴泪。这一切,随着一遍遍的节哀,最后都沦为一声轻叹:人面不知何处去。

大家都说父亲是劳累过度,妈妈也这么说,我也这么认为。坚信不疑。

至于我的生活,未有丝毫变动。我仍照常去上学,捧着一堆文字寻找意义。现在想来,那时,我所谓的意义不过是求知欲驱使下往想知道的结论。可是头脑中的概念就这样在我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完成了转化。离家一条马路的四层楼房,古旧的城墙边,我呆呆地站立,看着面前画过的一张张脸。冷漠的、着急的、麻木的。是默默寻路的人。一滴一滴打在白色铁艺栏杆上。水晕点点。是风吹过的触感,冰冷嘲笑。是一扇扇等在我面前的门,踏着污泥徘徊。风铃花、喇叭花,也在窃窃私语着:污垢。我枯等着的是一位“朋友”,一位“薛定谔”的朋友。

我想人的境遇和遇到的人,都是必然中偶然产生的结果吧。在这个看似无序的世界里,一切皆有绪论。我手捧着书本,回想起与她的相识是一场闹剧:在一个午后,她偶然间的摔倒,腿上破掉的指甲盖一样的印记。哭声充斥着整个楼梯间。大喊着“曾然是混蛋,她故意推我。”而我抱着书正巧出现在门口,我困惑的眼神,却被急忙跑来询问的老师解读成一种做了坏事又感到羞耻的慌张。年轻的女老师领着我站在长廊的一角,用她温和的语气劝解我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我反复说着的“没有”让她感到厌烦。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结果。是那一点血红,成了最有力的呈堂证供。醒目。我无力的辩白,说着陈腔滥调的证词。像一只被捕获的蝴蝶。挣扎。而我的罪证,却随着一声“罚站”被定了性。我想也许眼前的事实,要比人,更可靠吧。毕竟现实的一切,只要加以论述都会是真实的。人,是最难读懂的方言,是散落在底层的斑点。黑漆。再说用词语作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不属于小孩子所掌握的范畴。

整整的一天我都站在那间长廊的一角,抱着我伪装过的课本,抠着手指,看着那些我根本读不进去的文字。盘算着自己的罪名:害人。直到放学前,她来找我,说她原谅了我。我们拉着手一起走回了家。她扮演着一位大度的善人。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带着谅解的宽恕,冲昏了头脑。自动地座在了“施暴者”的位置上。我俩正是因为一种“罪责”相识。在这场剧目中,她会频频受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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